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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英走上科研之路
尹文英
时光匆匆而去，似乎就在“弹指一挥间”，从我第一天踏进实验室的大门，屈指算来，至今已经走过了五十七个年头了！在这长长的岁月里有欢乐，有激情，有多少难忘的日日夜夜，经历过烽火连天的战乱时代，也亲身享受到和平幸福的美满生活。现在回想起来，可算得上是多彩的人生、幸福的人生、无憾的人生！科学研究是我自幼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我最热爱的工作！
在报考大学之前，自己考虑选择哪一个系将来才能为国家富强出一点力呢？首先想到的是地学。谁知道在我考取当时在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到学校报到时，由理学院院长欧阳翥教授（兼生物系主任）面试，他问了几个问题之后，就对我说：“女孩子读地学不合适，你还是到生物系来吧，我们欢迎你”，说罢，笑呵呵地把我的名字勾到生物系了。就这样改变了我的初衷，这算是第一个机遇吧!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1946年中央大学迁回南京成贤街，这也是我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要考虑毕业后到哪里找工作。虽然系主任早早表态要留我做助教，但我自己并不特别喜欢长期做大脑组织切片方面的工作。正在犹豫之际，英国寄生虫学家史若兰女士（N．G．Sproston）应聘来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工作，于1947年暮春来中大参观访问，由于当时系里缺乏女教师，就由我作陪接待三天。临行时，史先生问我毕业后到哪里工作？我说尚未作最后决定，她接着说你愿意来做我的助手吗？当时对我来说真是喜出望外，到“最高学府”中央研究院工作，可不是谁想去就能如愿的！所以当时就很坚决地回答：我愿意去！就这样，很快办好了各种手续，终于在1947年8月1日我来到上海岳阳路320号3楼123号实验室报到，开始了我的科研之路。这也就是我的第二个机遇!
说到我的第三个机遇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国家调整科研单位在全国的布局，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于1954年从上海搬迁到了武汉市，而我的家庭仍然留在上海，经过几番周折直到1963年我调回到上海，正在等待接受新的任务时，却在天目山偶然地发现了原尾虫，这类只有1毫米的细长小虫，过去在我国还没有过记载，这些微小的虫子竟是陪伴我后半生的可爱的伙伴。
从1947年到今天我主要从事过三个方面的试验研究工作。
最早是做史若兰先生的助手，进行鱼类寄生虫分类鉴定工作。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淡水养鱼业的迫切需要，水生所决定到我国最主要的淡水养鱼区浙江菱湖设立鱼病工作站。我们首先对鱼病采取了防重于治、防治结合的方针，展开了防病养鱼试验和鱼病门诊、出诊工作。在三四年时间里，通过全站的共同努力，对十多种最重要的鱼病找到了有效的防治措施，并在全国推广，完成了当时国家农业四十条中对于鱼病防治方面的任务。记得1953年我们开始在菱湖的一个破庙中设点开展工作，老乡们都不愿意让我们到他的养鱼池中施药治病，生怕把鱼治死了。所以发现了鱼病以后，还需要费尽口舌才能让老乡同意给他的鱼治病。后来治好了一批鱼，每天就有人提着水桶把病鱼带到门诊部来检查，然后我们就去放药、治病。等到我们撤离工作站时，老乡们送来了锦旗，敲锣打鼓地来欢送我们。
第二个工作就是原尾虫系统分类的研究，由于这类虫个体小、又生活在富有腐殖质的土壤中，不容易被人发现。但是它们的形态结构、内部器官、发育生长等等都比较特殊，对于它们的分类地位、系统关系等，各国的学者持有不同的意见，争论不休。我们为了澄清这些多年来未能解决的学术问题，已经前前后后花费了四十年的时间，虽然发表了近百篇的学术论文，一步一步前进，阐明了一些问题。时至今日可以说还没有得出最后的结论，尚须继续努力！
在研究原尾虫的同时，发现土壤中还生活着千千万万不同的各类动物，又从文献资料中了解到这些土壤动物不但对农业、林业可持续发展、对环境污染的指示与改善能起重要作用，而且和人类的生活、衣、食、住、行诸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在不同场合宣传、提倡并且开始组织在我国开展土壤动物学的研究，当时得到不少学者的理解与支持。从1987—1996的十年间先后组成有近百位动物学家和昆虫学家参加的研究集体，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两次重点资助下，完成了我国三大气候带（温带、亚热带、热带），七大地理区（东北、华北、蒙新；青藏、西南、华中、华南）的基本调查，记录了三千多种各类土壤动物，进行了生态功能试验和环境毒理试验。除发表论文多篇外，还集体写成专著5种，供在全国普及推广使用。这是我主持的第三项工作。
我国在昆虫(六足动物)分类学和动物分类学方面已经有丰富的积累和较高的学术水平，然而近年来动物系统发生研究尚未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因此，从2002年开始我们又协同二十多位有关学者开展了《现生六足动物高级阶元系统演化与分类地位的研究》项目，也得到国家基金委的重点支持。
走过了五十七年的科研之路，我深深体会到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有新意，特别是科学研究，如果工作中始终按照一套模式、一种方法、一个思路去做，得到与前人一模一样的结果，这岂不是成了工厂生产，还能算做科学研究吗？因为科学研究是解决前人尚未解决的新问题，只有一步步创新，在技术、方法上，更重要的是在思维认识上，永远不停滞，才能常研常新，始终活跃在科学发展的前沿。长时间以来我自己写了两句话：“创新是科学研究的灵魂，勤奋是事业成功的保证”。我经常以这两句话来自勉，这里也希望和同志们共勉。
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同时代的人可能也怀着不同的信条。现在报纸上常常见到的人生信条是体现人生的价值。至今我还不大理解，人生价值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可能这也是一门新的学科。对我来说，已经年过八十有三，自然是大大落后于时代，谈不上什么“价值”了!我的人生信条是“安贫乐道”。对于安贫乐道，我自己的解释大体是，不计较个人生活待遇、职位高低，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事实上，这也是我的人生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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