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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救儿会工作的日子里
安徽九三学社
陈 方
2003年暑假，在中科大攻读公共管理硕士课程之余，我有幸参加了英国救助儿童会阜阳艾滋病救助项目，负责项目的初步协调和落实。这是一个慈善性质的非政府组织，致力于保护儿童福利。为了阻止艾滋病扩散、消除歧视、对爱滋孤儿进行救助，准备在阜阳推广在云南瑞丽已初见成效的艾滋病防治项目。在救儿会，我阅读了大量的世界最新研究成果，接受了中外专家的培训，深深地认识到了艾滋病防治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认识到国际组织的参与将会促进我国政府加大艾滋病防治力度。我带领阜阳市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赴云南昆明、瑞丽参观了救儿会和其他国际组织与当地政府联手建立起来的相关防治项目。我们看到从社区到学校、从宾馆酒店到乡村农舍，国际组织和政府官员联手从事艾滋病防治的教育、培训、关爱和治疗，建立起全社会参与的立体防治体系，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来自阜阳市的同志和我一样深深地受到了震撼。艾滋病的防治绝不仅仅是政府部门的事情，它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构建一个立体的防治体系来阻止艾滋病的泛滥。既需要政府各部门的密切配合，也需要非政府组织的有效补充。这一次参观扭转了合作者的观念，为成功建立阜阳项目奠定了基础。
就在健康项目紧张的筹备中，我接受了刚从伊拉克返回的救儿会的英国儿童救助专家Libby的紧急援助培训，了解到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设有专门基金对于突发性灾难地区的儿童进行救助。时值七月底，淮河汛情严重，将被炸毁蓄洪的王家坝正好位于我们即将开展的阜阳项目区，我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申请紧急援助的绝好机会。当时，全世界都在关注“王家坝”，我仔细地搜集了网上的英语新闻和当时的安徽日报、新安晚报的相关文字及图片报道，并设法找到了炸坝的录像带以及受灾区儿童生活照。我向当时的安徽项目经理汪庭馀汇报了我的想法，他很赞同。在他的建议下，我将阜南艾滋病灾区的情况和所有水灾相关资料译成英文，整理成册，交给了Libby，由她起草了一份向欧盟紧急援助委员会申请紧急救援资金的报告。到了九月底，我在省妇幼保健站美国预防医学博士计国平的指导下，到阜南开展项目前期的调研工作。秋雨连阴，我看着在临时搭建的教室中瑟缩的孩子们，感到揪心和无助。正在此时，我欣喜地得知我们提出的申请得到了批准，欧盟为灾区重建拨付了200余万元的救灾款。梦想成真，孩子们能够很快搬进宽敞的新教室，并拥有小小的图书馆，我体会到平生最大的快乐。
在阜阳，我走访了一些因卖血而感染的农村艾滋病家庭。通常，家里只剩下一个苟延残喘的病人，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所有的家什都已变卖治病，子女大多辍学外出打工或者送人抚养。贫穷和愚昧使得艾滋病仍然在农村继续泛滥。就在被列为国家艾滋病防治乡的于集镇，知晓艾滋病的分布现状、防治方法、传播途径的人寥寥无几。即使是县城的妇产科医生们，也没有足够的防护意识。而生活在那些艾滋病家庭中的儿童们，有的成为病毒携带者，有的成了永远的孤儿，失去了原该拥有的幸福童年。艾滋病使原本就落后贫穷的乡村变得更加萧条破败。在安徽、河南、山西等省的广大农村，这样的艾滋病乡为数众多。如果不能及时遏制，必将演变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调查中发现，农村的教育水平极端落后，很多年轻人都只有小学甚至没有小学文化。教育的不足导致知识的匮乏、观念的陈腐，致使农村更加落后，更加封闭。卖血导致的艾滋病泛滥的根本原因是贫困和无知。
在阜南我们共计开展了15000份艾滋病健康知识问卷调查。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地方官员建议就在集镇上作调查，但为保证调查的真实性、便于下一步向欧盟申请资金和开展项目后评估，我坚决反对。我为参与调查的人员买了雨伞、雨靴，在没有公路相通的农村我就带头一包包地把调研中赠送给农民的洗衣粉、毛巾扛到村子里去。坚持入村到户，发动符合要求的群众参与调查。充分利用调查人员是妇幼保健专家的优势，为农村妇女提供妇科疾病诊治。我们还把参与调查的人们集中起来访谈，了解他们希望参与的项目形式及活动内容，便于将来项目实施中可以更好的落实。计国平博士充分肯定了这次调研的效果。
调研结束后，我们又和预计的合作伙伴阜阳地病站、阜阳妇儿工委、阜阳市教委等相关单位初步会谈了项目合作意向，初步落实了办公地址、人员和经费。现在阜阳项目已成为艾滋病联合防治和爱滋孤儿救助模式的典范，受到了各界的认可。今年还有几名艾滋孤儿应邀列席了在土耳其举办的世界儿童论坛。
尽管我离开了项目，但我由衷地为我曾付出劳动和汗水换来的项目而得到良好进展感到高兴和骄傲！更怀念在救儿会工作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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