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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祖父——九三社员、西医泰斗颜福庆
颜志渊
走进复旦大学医学院，草坪前，花木丛中，有一座高大的塑像，他慈祥的目光永远关注着天下，企盼百姓安康无恙。他就是激励“上医”学子们奋发向上的前辈，该校创始人，我的祖父——颜福庆教授。
立志学医济天下
祖父祖籍厦门，生于
江湾。１８８２年，出生在上海一个贫寒的基督教牧师家庭，兄弟姐妹五人，他排行老二。祖父幼年丧父，母亲多病，家庭的苦难、生活的重担早早落在他肩上。由于生活所迫，７岁的祖父寄居到他的伯父颜永京家中，伯父的治学，表哥的勤奋，耳濡目染，他也埋头苦读，发奋图强。他立志学医，以医救民心，以医治天下。在伯父的资助下，１９０４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圣约翰大学。
大学毕业后，踌躇满志的祖父应召赴南非约翰内斯堡多本金矿任矿医。医术高超、平易近人的祖父深深赢得了华工们的爱戴和尊敬。工作期满要回国了，华工们挥袂掩泣，依依不舍，集体铸金质奖章赠与祖父。回国不久，祖父被送到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深造。他克服了种种困难，百倍努力，以特有的毅力，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之时，耶鲁大学医学院伸出了高薪留用的橄榄枝，但祖父心怀的是苦难深重的骨肉同胞和灾难深重的祖国，他义无反顾地拒绝了医学院的盛意，回到了祖国。
毛主席不忘旧情
祖父回国后，应聘至湖南长沙雅礼医院，以培养医生、为人看病为工作，经常外出巡回医疗，为当地老百姓义务诊疗。
当时，湖南农村闹疟疾（当地人称“打摆子”），这种病用中医治疗，总是急急疯遇上慢郎中，见效不快。当时他的名声传遍乡里乡外，有一天，瓢泼大雨中，来了个年轻人，身披蓑衣，头戴斗笠，背着身患疟疾的妻子来求医，俩人全身湿透，女的脸色死灰。本患疟疾，再受风寒，雪上加霜，危在旦夕。祖父见状，顾不得雨水扰人，急急扶病人上床抢救，在他的精心治疗下，病人日见好转，祖父还免收了病人所有的医疗费用。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上世纪５０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宴请全国知名人士，宴席上，毛主席特地点了祖父的名，请他坐在自己的身边。酒酣时，主席饶有兴趣地谈起当年背夫人杨开慧求医的往事。也许是祖父救过的病人太多，一时竟未想起来，经毛主席再三提醒，才依稀记起了这一幕。令祖父想不到的是，自己当年治愈的竟是毛主席的夫人杨开慧，更想不到毛主席还记在心中。主席高度称赞祖父救死扶伤的善举，鼓励他多为新中国培养医学精英。祖父也向毛主席表示，定会为新中国的医学事业贡献终生。１９５６年１月，毛主席视察上海时，再次接见了祖父。
笑看桃李列三千
祖父以医治民众疾苦为已任，但他知道，光治不防是不行的。辛亥革命前后，东北三省鼠疫流行，他赴京汉铁路开展防治工作。后又辗转江西萍乡煤矿，深入矿区，对防止钩虫流行起了关键作用。但是长期的奔波，大声的疾呼，收到的效果却是微乎其微。祖父意识到光靠自己的力量来拯救社会是不行的，必须着眼整个社会，采取措施，进行疾病预防。于是，他决心从临床医学转向公共卫生，遂再次赴美攻读预防医学，并获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学证书(C.P.H)。同时，他把思路转向办学堂，意在通过办学，广泛宣传公共卫生教育，提高百姓的健康意识。于是就有了和美国博士合作创办的湖南湘雅医学院，这所学校培养出了张孝骞、汤飞凡、吴绍青等一批医学专家。在此期间，祖父还与伍德连等创办了中华医学会，并任首任会长。
１９２７年，祖父调往北京，任协和医学院副院长。到任后，他看到外国人把持大权，傲慢无礼，歧视和薄待中国教师，心中十分气愤，建中国人自己的医学院的念头由此萌发。“四•一二”发革命政变发生后，一些医学院因经受不了军阀混战，纷纷停办。当时南京改组成立第四中山大学，内设医学院。祖父抓住机遇，与相关人士经过商谈，一拍即合。他与乐文照、高镜朗、赵运文等医学界有识之士着手策划，将院址设定在上海吴淞前“政治大学”内，校名定为“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由祖父任院长。学生大都是“江苏医科大学”、“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湖南湘雅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等校的学生，共２９人，学制为七年。教师除牛惠生、倪葆春兼职外，还有乐文照、高镜朗、蔡翘、谷镜千、朱恒璧、张?痢⒂υ?岳和祖父。学校曾改名为“江苏大学医学院”、“中山大学医学院”。“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校舍被毁，几经搬迁，直至１９３７年，祖父四处奔走募集捐款，在沪西枫林桥建成中西合璧的“上海医学院”及中山医院新院舍。学校改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祖父以治学严谨著称。在他的主持下，“上医”严格执行学生录取标准和学业成绩考核制度，注重扎实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训练。在他的影响和倡导下，“上医”师生致力于医学教育和科研工作。艰苦朴实、好学不倦、精益求精、埋头业务、不追逐名利，在院内蔚然成风。祖父甘当伯乐，提携后进，培养了一大批医学人才。至１９４９年解放，该校培养了毕业生５２８名。
喜忧参半的最后岁月
解放后，祖父继续担任“上医”副院长。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历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和上海分社副主委，是一位知名的民主党派人士。抗美援朝期间，祖父不顾高龄，亲赴东北慰问志愿军伤员。他怀念台湾故旧，多次撰文对台宣传，促进祖国统一。祖父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关心时事政治，在患“视神经萎缩症”后仍借助放大镜读书看报。晚年，祖父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和宴请；在他八十大寿时，获卫生部特别嘉奖，使祖父十分感动。
祖父是“博士院长”、“中国西医泰斗”、“著名医学教育家”、“知名爱国人士”……事业有成，光环一身。其实，他的一生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辗转在风雨中。１９５８年，反右斗争开始，祖父在时任华东局统战部部长兼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的陈同生的保护下，逃过了“反右”一劫，却没有逃过“文革”大劫。“文革”开始，祖父就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特务”等帽子。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上海市委、上医党委为祖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骨灰安放在龙华烈士陵园“革命干部骨灰存放室”。
祖父一生，严谨治学，热爱祖国，热爱科学，坚忍不拔，艰苦创业，始终不渝地献身医学教育，德高望重，令世人敬仰。在他的感召和影响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也加入了九三学社，热心于社务工作并曾担任社徐汇区委秘书长。
（作者为原九三学社徐汇区委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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