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展望

 

  

缅怀九三学社创始人褚辅成先生

董延忠

 

今年是我社建社60周年,饮水思源,不禁使我们怀念九三学社的创始人之一褚辅成先生。追寻先辈的足迹,我们清晰地看到先生毕生探求真理,与中国共产党一起经历腥风血雨、刀光剑影,建立人民共和国的轨迹。

褚辅成(1873-1948),字慧僧,浙江嘉兴人。中日甲午战争后,先生目睹满清政府腐败,决定从事反清革命,推翻封建帝制。1904年,先生东渡日本,入东洋大学高等警科学习,后转入法政大学,结识孙中山、黄兴,并参加孙、黄在东京创立的同盟会。1905年,先生奉命回国,交结各方志士,密切合作,共襄义举。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先生任参议。1913年国会成立,先生被推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因为反对袁世凯称帝和丧权借款,在皖被袁监禁三年。先生获释后立即赴上海谒孙中山,颇得孙先生器重。随孙中山南下广州护法,并被推为非常国会众议院副议长。

先生竭力主张国共合作,敢于与共产党人往来,与共产党员交朋友。1921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等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拘捕。先生与邵力子去陈寓拜访时也遭坐探拘捕。因先生时任众议院副议长,旋即释放,他立刻将此情况报告孙中山,奉孙命与张、继两人出面将陈等保释。当时,先生在昆明时的秘书周新民就是共产党员。

1927年,北伐军攻克杭州,张静江任浙江省临时政府主席,因未到任,由先生代理主席,沈钧儒任秘书长。同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宣布反共,并派张静江到浙江任主席,实行“清党”。先生与沈钧儒被人检举为“左派”、“共产党”。14日褚先生和沈先生两人被捕,后虽被释放,但被蒋视为异己,排斥在浙江政权之外。

先生就此退出政界,兴办教育与实业。在上海与章太炎、王宠惠、蔡元培、马君武、于右任等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章太炎任校长,先生为校董事长。后董康任校长,潘力山为副校长。“清党”中,潘力山被国民党暗杀,董亦辞去校长职务,先生以董事长兼任校长,沈钧儒任教务长。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为上海法学院,先生终其一生担任院长。解放后,上海法学院分别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和华东政法学院。

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给先生巨大震动,使他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翌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先生以一名在野人士的身份坚决站到抗日救国行列,组织抗日后援会并担任负责人。

“一•二八”淞沪战役后,日寇趾高气扬,于4月29日在上海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举行盛大集会,借天长节(日皇裕仁诞辰)名义阅兵祝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国务领(最高负责人)金九获悉后,派韩国义士尹奉吉前往炸日寇。爆炸成功,炸死炸伤日寇高级官员多人,尹义士当场被捕。日寇大为震怒,立即进行报复。金九为避免日寇大捕无辜,挺身而出,承认爆炸案系自己所为。日寇悬赏60万大洋捉拿金九。金九在上海无法立足,幸得到美国友人和先生的帮助才得以离开。时先生任上海抗日后援会负责人,对义士壮举十分敬佩,不顾自身安危,将金九转移到他的家乡嘉兴,使金九摆脱了日寇的追捕。1996年9月30日,嘉兴市举行了一次特殊而又隆重的授勋仪式。韩国驻沪总领事庆昌宪代表韩国政府,宣读总统金泳三亲自签署的授勋令,把一枚韩国建国勋章和一本勋章证书授予褚辅成长孙褚启元,以嘉奖他的祖父及其家人在1932年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救护大韩民国英雄金九的义举。金九先生的哲嗣金信参加了授勋仪式。金信甚为激动,含泪说:“当年褚辅成先生不仅救了我父亲,更是拯救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拯救了整个大韩民族。希望韩中两国的友好关系能沿着六十四年前褚辅成先生铺成的道路一直走下去。”[注]

1937年发生“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江浙一带相继沦陷,上海成为孤岛。先生时寓上海,日军胁迫他出任浙江伪省长,先生连夜从上海乘轮船到宁波再避居永康(未沦陷)。时沈钧儒在武汉,得知情况后,立刻派人到永康请先生赴重庆。

1945年初,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国民党仍坚持一党专政,拒绝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声明不参加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各民主党派深为忧虑。先生召集参政员黄炎培、冷?隆⒆笏瓷?、章伯钧、傅斯年、王云五等六人商议,希望中共继续商谈,经蒋介石同意后,七人公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拟去延安促进中共代表来渝出席第四届参政会。延安复电:“……诸公惠临延安,不胜欢迎之至”。褚、黄、冷、傅、章、左六位参政员(王云五因病未去)由王若飞陪同于7月1日飞赴延安。六参政员与中共领导进行商谈,达成《延安会谈纪要》。7月5日飞返重庆将《纪要》交给蒋。8月28号,毛、周、王三人应蒋的邀请到重庆谈判。先生等六参政员设宴招待毛、周、王三人。重庆谈判成功,达成《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国内和平大有希望。但是蒋介石迷信武力,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彻底葬送了国共合作的可能,六参政员行赴延安之功付诸东流。

抗日战争后期,重庆文教、科技界人士——先生、许德珩、潘菽、税西恒等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以聚餐的方式座谈时事。1945年9月3日,为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先生与许德珩等建议将“民主科学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学社”,并公推先生等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先生、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被选为常务理事。

1946年6月初,先生由重庆返沪,主持上海法学院院务并与许德珩、孟宪章、笪移今等筹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6月12日,上海分社成立,公推先生为首届主任委员。

1947年初,美国扶植日本倾向渐趋明显。7月,先生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为全国掀起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

1947年5月4日,上海各大专院校学生分别集会纪念“五四”运动。上海法学院学生到四川路进行马路宣传,张贴纪念“五四”、要求人权的标语,遭到大批警察的干涉,撕毁标语,殴打学生,致两位同学受重伤,立刻激起学生愤怒,决定罢课。5月9日上法学生700多人,分乘数辆大卡车到市府,向市长吴国桢请愿。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和学生代表去市府与吴国桢谈判。后以吴国桢书面道歉、学生复课结束了这次抗暴行动。

先生自持甚俭,廉洁奉公。早年只有祖传少数田地,因从事革命差不多已卖完。办实业,自己无财力,主要是拉股集资。他自己不善经营,全由他人操办。先生在革命时期和任职浙省府期间,经手钱款何止百万,但始终洁身自好,从不染指。他痛恨贪污腐败,诚如他在弥留之际所写的遗嘱“以身许国,不事生计”、“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这决不是他信口之辞,而是他实实在在、身体力行的行为准则,也是他同代的老一辈人有口皆碑的历史事实。

1948年3月初,先生在上海横浜桥寓所不慎跌跤,血压激增,卧床不起,虽经中西医诊疗,终因年老体弱未能奏效。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3月29日晨去世,享年76岁。5月16日上海法学院、浙江省政府、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嘉兴民丰造纸厂等单位在大上海戏院举行追悼会。黄炎培、王造时、笪移今等参加追悼会,王造时作了讲话。追悼会后,先生灵柩由铁路运回嘉兴原籍,安葬在嘉兴南郊南湖乡褚氏祖茔。1995年12月22日,因原墓地被征用,迁葬于嘉兴公墓。

[注]见董延忠《韩国政府给褚辅成授勋》(《上海九三》1997年1期)

 

(作者为九三学社静安区委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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