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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九三学社成立前后的一些活动片段
谢立惠
抗日战争初期，１９３７年冬，中央大学校本部迁到重庆沙坪坝，与重庆大学为邻，同一个大门出入，同一个大操场运动。我亦就与中大老朋友常交往。我与中大老朋友梁希、潘菽、金善宝、干铎等常参加当时一些群众关于要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的运动。我们常与《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接触，他是潘菽的大哥。
周恩来一贯重视科学技术，一贯重视科学技术工作者。当时许多爱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对国民党政权的消极抗日，贪污腐化，物价高涨，生活困难，极为不满。“科学救国”，又无出路，悲观失望。但当时重庆自然科学工作者组织起来的极少。周恩来等对我们自然科学工作者非常关怀，为了使我们逐步提高认识，明辨是非，认清前进的方向，就帮助我们组织起来，逐步扩大进步队伍，推动我们自然科学工作者积极投身到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中去。
大约在１９３９年春，在周恩来及《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的领导下，我们成立了“自然科学座谈会”组织(见《周恩来传》５３０页)，具体领导我们学习和工作的是潘梓年。参加“座谈会”的有20人左右，但其中有些成员因工作调动离开重庆，有些成员不常参加“座谈会”学习或活动。始终坚持参加组织活动的有梁希、潘菽、金善宝、干铎、谢立惠、涂长望、李士豪等，约１０人左右。这些同志绝大多数是中央大学教授，重庆大学教授只我1人。“座谈会”的实际负责人是梁希和潘菽。这个组织是不公开的。
周恩来一直关怀和鼓励我们学习和锻炼。以提高我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和改造世界观。从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６年春，我们始终坚持集体学习，每隔两周或一周开一次座谈会，很少间断。我们学习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新华日报》刊登的重要社论和专论，特别是周恩来亲自写的社论，或者学习《新华日报》给我们的文件、小册子，以提高我们的思想觉悟及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是唯物辩证法，以逐步树立科学的思想方法，来分析认识国内外形势、政治斗争问题等。因为我们都是自然科学工作者，因而更要求我们用唯物辩证法来认识自然界，研究分析自然科学的问题以及自然科学工作者的问题。三是讨论研究如何更好地完成周恩来或《新华日报》社负责同志交给的任务。
当时，中共常在重庆化龙桥虎头岩《新华日报》馆邀请科技文教工作者及爱国民主人士举行纪念会、联欢会、座谈会等，常通知我们“自然科学座谈会”成员参加，这亦是对我们的教育和培养。我记得１９４０年１月１１日是《新华日报》创刊二周年，报馆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有联欢会、座谈会等。中午还邀请我们“座谈会”的部分成员参加聚餐。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的科技、文教工作者相当多。大家在反动政府和特务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下，随时随地都感到心情压抑，空气沉闷，可是一到虎头岩，就象进了另一个世界，呼吸着自由的空气，畅谈心里要说的话，有说不出的兴奋和愉快。尽管参加这样的纪念活动，要冒被特务迫害的风险，但大家还是非常欢喜去的。
1940年春，周恩来和潘梓年请我们参加“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四、五位同志，负责编辑《新华日报》的《自然科学》副刊，并指示我们：第一，要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指导编写副刊的内容；第二，副刊内容多样化，不能局限于只介绍自然科学知识。这个副刊编辑工作也是对我们的锻炼。
《自然科学》副刊的主要内容，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普及科学知识。在《自然科学》副刊中，介绍科学常识的稿件，常有一定的针对性。二是宣传自然科学工作者不能超政治，批判“为科学而科学”、“科学救国”等当时流行的错误论调。我们发表文章阐述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有可能，科学工作者也才有发展前途，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不需要科学技术发展，自然科学工作者亦就无用武之地。三是号召自然科学工作者，在争取抗战胜利的旗帜下，广泛团结起来。
当时许多爱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对蒋介石政权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贪污腐化、特务横行极为不满。许多人因物价高涨、生活困难、科学事业无出路而悲观失望、情绪消沉。我们便在《自然科学》副刊上发表了《关于自然科学界的组织问题》等文章进行宣传和引导。四是副刊还设有“信箱”和“问题解答”专栏，回答读者关于自然科学知识、医药卫生、学习自然科学的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也反映读者的呼声与要求。
我们“座谈会”同仁编辑“副刊”只是初稿，还要送《新华日报》编辑部审核后才付排。初编《副刊》时，我们自己写稿多一点，以后尽量用来稿。我们发表文章一般用笔名。我们到《新华日报》馆必须经过化龙桥，再转一条小路。报馆负责同志告诉我们，桥头那个茶馆经常坐着特务，监视那条小路进出的人。进出报馆的人一定要警惕特务的盯梢，去报馆开会时，人多监视得松一些。由于我们只一、二个人进出《新华日报》馆，更要注意同特务的周旋，摆脱他们的盯梢。
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到重庆时，也经常接见“自然科学座谈会”的成员，特别是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来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在百忙中亲切接见了“自然科学座谈会”的部分成员，使大家兴奋到极点。我们过去都没有见过毛主席，渴望能见到毛主席。这次接见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受到很大鼓舞。
１９４３年１２月有一事件使我们感动得终身难忘，事隔４０多年了仍然记忆犹新。一天，周恩来约我们“自然科学座谈会”7名主要成员到新华日报馆吃午饭，我原以为有什么事要我们去谈，去后看到摆着寿桃，还有一桌酒席。周恩来说这是为梁老(梁希)６０寿辰祝寿，我们都非常感动。梁希是我们“座谈会”里年纪最大的，但我只知道那时他６０岁左右，却不知道那一天才是他的６０岁诞辰。而周恩来日夜为国事奔忙，却记得为梁老祝寿，这使我感动不已。同时我又想到我们“自然科学座谈会”对革命贡献太少，深感惭愧不安，因此在酒席上，我们起初比较局促。周恩来都亲切地同我们谈心，询问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我恰好坐在周恩来身边，他见我似乎有点拘束，便带笑地批评我为什么这样文绉绉地不大方，周恩来的亲切话语使我们感到异常温暖，后来亦就不那么拘谨了。
在周恩来、潘梓年的提示与指导下，成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１９４４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太平洋战争中逐渐失利，想在中国大陆打通陆路交通，便大举进攻国民党统治区。只几个月时间，国民党政府就把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的大片国土丢失了，威胁到贵州。这时中共中央发出改组抗战不力，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组成联合政府的号召。要求结束国民党独裁统治，实行民主，保障言论自由。这也是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的普遍愿望。
形势的发展要求进一步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周恩来一向重视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团结与进步，指示《新华日报》社负责人，指导和协助“自然科学座谈会”积极团结更多的科技，教育工作者组织范围更广泛的科学团体。
为此在１９４４年底，我们拟订了一个《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缘起》，分头征求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参加发起。周恩来也向著名科学家做动员工作。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得到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李四光、任鸿隽、丁燮林、严济慈等科学技术工作者１００多人的响应。我们就以这些人为发起人，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筹备会”。
１９４５年７月１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科协)正式成立了。召开成立大会的地点就在中央大学、重庆大学所在地沙坪坝。中国科协的领导机构是理事会和监事会。第一届理事长是竺可桢，监事长是李四光。负责搞具体工作的是干事，那时没有脱产的专职干部。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几名主要成员，有些是理事，有些是干事，总干事是涂长望。我是负责组织工作的干事、组织干事要做联络会员和组织会议的工作。
中国科协的政治态度和任务，都在《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缘起》和《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总章》等文件以及发行的刊物中说明了。在这些文件和刊物中，主要宣传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科学救国”“科学建国”的口号现在是空喊。在不民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工业极不发达，农业生产非常落后，自然不需要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就不重视科学技术。所以我们自然科学工作者要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封建压迫的爱国民主运动。第二，个人斗争的力量是有限的。科学工作者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团结就是力量。第三，科学工作者要组织起来和广大人民一起共同奋斗。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摧毁封建独裁的压迫，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中国科协总会设在重庆沙坪坝，在西南、西北地区一些大城市都先后建立了分会；在美国、英国等也陆续成立了分会，一年后会员即发展到七、八百人；以后更发展到几千人。
中国科协是一个由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群众组织，还不便以中国科协名义直接出来进行政治斗争。１９４４年冬，许德珩在周恩来的启发下，邀集潘菽、税西恒、黄国璋等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我们“自然科学座谈会”就决定与“民主科学座谈会”合并，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赞成中共中央的主张，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抗战不力。要求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反对分裂，反对投降。
１９４５年９月３日，是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纪念日。“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成员们就在这一天召开“九三座谈会”，举行庆祝活动。有人建议为了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我们这个组织就改名为“九三学社”，大家都同意。并成立了“九三学社筹备会”。
１９４６年五四纪念日，九三学社在重庆正式成立了。１９４６年中央大学迁回南京，我与母校分离了，也同许多老朋友分别了。中国科协由于负责人及会员绝大多数离开四川，因此中国科协总会亦迁回南京。九三学社社员亦绝大部分离开四川。总社迁往北京，由许德珩负责，上海、南京和重庆有九三学社分社，分别由梁希、潘菽和我负责。各分社经常与各地区的民主党派组织及群众团体联合起来与反动政权进行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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