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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和九三学社知识分子的春天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
陈抗甫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句话曾经让亿万中国人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它是邓小平对祖国人民深切热爱的真情表达。邓小平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对于亲身经历过上个世纪70年代末科学教育文化战线上拨乱反正的知识分子来说，对邓小平的这句话有着更深刻的理解，更真切的体会，对邓小平也怀有一份更诚挚的感情；对于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九三学社成员来说，也正是因为邓小平二十多年前领导的拨乱反正，才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知识分子问题，但是，自1957年以后，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也出现了失误。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把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推向了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有些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把知识分子称之为“臭老九”，并大肆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许多专家、学者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和“白专”典型，横加摧残迫害，严重地伤害了广大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了逐步把国民经济从崩溃的边缘引导到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邓小平进行了大胆整顿。邓小平认为，“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他特别强调要发挥科学家和专门人才的作用，明确指出“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邓小平此时就已经充分认识到我们国家的发展需要依靠知识分子，需要依靠科学技术。坚冰在慢慢地消融，知识分子的春天已经不远了。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7月，邓小平再次复出。1978年3月，邓小平以政治家的胆略和理论家的眼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作了长篇重要讲话，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这是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它清除了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影响，使我国的广大知识分子获得了与工人、农民同等的政治地位，从而彻底粉碎了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为我们党正确地制定新时期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小平以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魄，将压在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心头的乌云扫荡殆尽。在这次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又一次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科学论断，阐明了科学技术是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他提醒全党全国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有充分的认识。邓小平在科学大会上提出的这两个科学论断，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出的正确结论，是深刻了解和洞察当代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严峻挑战，越加重视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作出的科学判断和预见。
1979年10月，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成员和所联系的人们中，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其中不少同志有较高的文化科学水平，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不少同志是学有专长的专门家，他们都是现代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这可真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知识分子的春天已经大踏步地走来了。党在新时期为知识分子确立的这种角色，使九三学社的广大知识分子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和主体意识的觉醒，成为他们建功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使他们更加自觉地把个人命运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使个人的发展和前途融于祖国的发展和前途之中，自觉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奋发进取。
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一次听取汇报的会议上说："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1992年初，邓小平在巡视武汉、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时再次强调:"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揭示了科学技术对当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位作用。这一论断不仅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而且也为正确制定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又一块理论基石。
从逻辑上看，肯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必然要肯定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是劳动者；肯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就必然要肯定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广大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肩负着传播、引进、创造各种现代科技知识和观念，以教育的方式，大力开发我国的智力资源，在科学技术等领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等多项重任，成为实施科教兴国的主导力量。以科技界知识分子为主的九三学社对此既感到无限光荣，又感到肩上任务艰巨。九三学社广大成员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到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是我们努力体现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士为知己者死"。九三学社的广大科技人员纷纷投身科技创新、知识创新第一线，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国家的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贡献出自己的最大力量。据统计，自1992至2002年的十年中，九三学社社员中有2341人次获得国家级奖励，10097人次获得省部级奖励，10720人次获得地市级奖励。我社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陈芳允、程开甲院士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黄昆、王选两位院士同时获得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我国科技界的一大盛事，也是九三学社的光荣。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九三学社两位资深社员---王淦昌院士和陈芳允院士，与社外的杨嘉墀、王大珩两位院士于1986年给邓小平写信，提出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我国高技术的建议。这封信得到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亲自批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经过广泛、全面和极为严格的科学和技术论证后，国家迅速形成了一个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计划，即"863"计划。这些年的实践充分证明，"863"计划的提出，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乃至我们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都起了非常大的具有战略性的作用。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在抓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拨乱反正时，曾尖锐地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他大声疾呼："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1982年，他又指出，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
邓小平本身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关怀知识分子的典范。九三学社许多成员都曾经得到过他的关心和支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有这么一段话："有一位老科学家，搞半导体的，北大叫他改行教别的，他不会，科学院半导体所请他作学术报告，反映很好。他说这是业余研究的。这种用非所学的人是大量的，应当发挥他们的作用，不然对国家是最大的浪费。他是学部委员、全国知名的人，就这么个遭遇。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以调到半导体所当所长，给他配党委书记，配后勤人员。"这位科学家，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九三学社社员黄昆。又如，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选曾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长期负责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的研制任务。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为这一科研项目专门作了"应加支持"的批示，使这一项目进展得更为顺利。
总之，正是在邓小平的大力倡导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这是邓小平的一个伟大的历史功绩，也是关系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长治久安的战略之举。时至今日，知识的力量，人才的价值，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承认，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不断提高，大家的心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舒畅，而这一切，首先应当归功于邓小平。
作为以科技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九三学社，在推进国家的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方面，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九三学社广大科技人员耳边至今还萦绕着邓小平的谆谆教导："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并且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断努力着。我们对邓小平的最好纪念，就是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巩固多党合作的思想基础；就是坚定不移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任务，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把发挥参政党的职能和作用落实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上来；就是在参政议政中突出我社的科技特色，在国家的科技政策、改革、规划等重大问题上提出有见解的建议，做出创新性的参政议政成果；就是大力实施人才强社战略，紧紧抓住发展、培养、使用这三个环节，加强四支队伍即旗帜性、代表性人士队伍，专职领导干部队伍，机关工作人员队伍，后备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自身的参政能力和水平；就是推动九三学社的广大成员振奋精神，在本职岗位上贡献自己的知识和专长，为加速国家科技进步和发展，早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
值此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回顾邓小平有关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思想，使我们九三学社广大成员更加怀念邓小平。"东方风来满眼春"。在万象更新的春天里，九三学社广大成员一定会永远沿着邓小平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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