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比数量更重要

——科学研究成果质与量的辩证关系

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邹承鲁 王志珍

  

现在应该是强调科研成果质量的时候了

在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中,关于质与量的辩证关系现在应该是充分认识并正确处理的时候了。

从上世纪80年代,为了促进我国科学基础研究走向世界,并改变当时普遍存在的“吃大锅饭”的低效状态,我国开始注意并重视研究论文要投到SCI收录的杂志,因为SCI收录了全世界主要的科学刊物,进入SCI是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我们高兴地看到,根据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统计,我国近年来的SCI论文总数不断攀升,从1991年的7705篇已经增加到2002年的39013篇(包括香港);世界排名从第15位跃居到第6位。这个统计数字强有力地表明,我国科学界在最近十年内基于国内的工作进入世界文献在数量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国际科学界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是一个极为可喜的现象。

十多年前,宣传一下SCI,提倡把研究论文投到SCI收录的杂志,我们认为是有积极意义的。年长的同志们应该还记得,改革开放前长时间内,在一些单位中,科学上的评价多数是依靠领导人的喜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多干的不如少干的,干活的不如不干的,不干的不如捣乱的”。现在的年轻人大概不能理解,但它确实很生动地表达了当时的实情。因此,在科学评价中引入一种相对客观的标准,即使是一种有缺陷的标准,与没有标准相比,应该是一种进步。事实是,许多研究所和大学都有记录,这几年发表在SCI收录的杂志的论文数大幅度上升。毫无疑问,在总体上,这十年中,我国科学界在走向世界的道路上快马加鞭、大大向前跨了好几步。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数量上迅速增长的同时,论文质量还不能令人满意,在高质量论文的产出方面我们还面临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最近几年尚存在一些片面的认识和做法,譬如单纯追求SCI论文数目,有些人可能只做一些小的容易发表的文章,而不敢或避免去攻克有重要意义但非常艰难的科学问题,表现为浮躁、急功近利。这种现象引起了许多科学家的忧虑,因为这样发展下去只会导致科学研究低水平重复,导致我国最终不能进入世界科学强国。因此,现在是从对量的重视转而对质的提高提出明确要求的时候了!是否可以说前些时侯对数量的重视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现在需要及时地强调质量了!当然,强调质量并非对数量的重要性忽视不顾,数量是质量的基础,先要有量方面的积累,才能谈到质方面的飞跃。在这个意义上,不能说前一时期对量的重视是错误的,也不能说今后对研究生毕业的考核,全面评价一位科学家的贡献,评价科研单位或研究型大学的水平,就完全不能用SCI论文的要求了。

如何看待基础研究成果在质上的客观评价指标

关于基础研究成果在质方面的客观评价指标,我们认为至少可以考虑两方面:一是在顶尖级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情况 请参考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对不同学科的顶尖级刊物的选择 。二是已发表论文被引用情况。这两项实际上也是国际上一般衡量基础研究成果水平常用的衡量标准。在顶尖级刊物上发表论文通常会经过国际同行知名科学家的严格评审。根据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统计,虽然我国SCI论文总数已经从世界排名第15名升至第6名,但无论是在顶尖级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第14位),还是已发表论文的被引用情况(第19位),虽然近年来也都有提高,各个学科提高程度也各不相同,但总体说来,在国际上排序仍然较低,与科学先进国家仍有较大的差距。所以说,我国的科学论文虽然在数量上有迅速的增长,但总体说来要在质量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任重道远。而反映一个国家的科学水平主要是看科学研究的质量。

对于在顶尖级刊物上发表论文,在论文发表的同时已可作出一定的评价;而根据论文被引用情况的评价却往往需要等待一些时间。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任何衡量标准都不是绝对的,国际顶尖刊物有时也会发表有严重错误的论文,而普通刊物有时也会发表高质量的论文。一篇被引用数极高的论文有时也不一定学术意义很高。但无论如何,高引用数总是代表工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注意和承认,并具有一定的影响。在考虑引用数目时应该排除自我引用,还应该考虑引用中那些持反对观点或指出论文错误的所谓负面引用。据我们多年经验,在总引用数达到一定数量(例如百次以上)之后,这两方面的影响就会相对减小。

有的科学家认为同行评议才是最好的客观评价方法,这在一些国家可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我们认为现阶段这种方法在我国可能很难成为一种行得通的客观方法。这种评议通常从全世界范围内遴选同行,而我国有一定水平的科学家队伍相对较小,较难找到近似专业的所谓“小同行”参加评议。即使找到少数的“小同行”,与申请人也通常互相熟识,熟人之间或碍于情面或涉及种种微妙关系而往往不能畅所欲言,或搀杂个人恩怨也不能实事求是。这些问题加上媒体炒作、名人效应或其他一些非学术性因素,就很难对成果进行公正的评价。这些情况甚至在国家自然科学奖评选中也难免出现。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是我国一个时期中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成果的最高奖项,应该说是经过了多轮的严格的同行评议,但仍然有一些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主要论文成果在国际上的引用数不高,其中多数还是国内引用。有的在排除自我引用后,国际文献中的引用数仅为个位数。

在上述两种评价标准中,我们认为论文被引用情况更能反映论文对国际科学界的影响。应该指出,国际引用数在一定意义上实际上可以认为是国际同行评议结果,因此是更为重要的。一般情况下,在论文发表两年后引用数达到高峰,以后逐渐下降。少数有价值的论文在发表几十年以后仍不断被人引用,说明这些论文在科学上的长远意义。因此,必须要有点耐心等待一定的时间,运用“引用情况”进一步对研究成果进行必要的较为客观的评价。一项科学成果的长远价值,还可以看它被本学科教科书引用的情况。如果不仅被教科书所引用,并且在书中被详细介绍,标志这项成果有重要的和长远的科学意义。

论文发表后立即进行热烈的宣传,其实不如等一些时间看一下国际同行的反映再做宣传更好。至于极少数人在论文尚未发表,甚至还只有初步结果时,就迫不及待地通过媒体进行宣传炒作,这是极不严肃的科学态度,是当前科学界急功近利和浮躁之风的一种表现。

一篇重要论文的完成一般是在看准了重要科学问题的基础上,需要合理的实验设计,较大量的可靠数据的积累,充分地支持创新的思想。因此决不是一蹴而就的,而需要较长时间的、经历千辛万苦的劳动。我们应该大力鼓励、提倡并在具体政策上保证那些敢于探索、不畏艰难攀登、有“蚂蚁啃骨头”的持之以恒精神、有志献身科学的科学家。我们应该大力刹住浮躁之风,彻底改变急功近利的观念。

根据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统计,我国在顶尖级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和已发表论文的被引用情况近年来都在不断攀升,向我们展示了光明的前程。我们深信,我们如果现在立即将对论文数量的重视转向论文质量的重视,正确处理质与量的辩证关系,必将从根本上推动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真正走向世界。

 

  

邹承鲁:生物化学家。1923年生于山东省青岛市。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化学系,1951年获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由于在人工合成胰岛素、蛋白质和酶学方面的贡献,获第三世界科学院生物学奖等。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两次、二等奖四次,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等奖项多次。

 

王志珍: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家。196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曾获2002年第三世界科学院基础科学奖(生物学奖)、2002年和1996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以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二等奖和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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