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与成果转化

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互联网经济迅速扩张，信息产业已成为全球战略性支柱产业，影响和改变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步伐的加快，我们的经济发展将进一步纳入国际大市场，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四十多年的科研实践的确给了我颇多心得，总结如下，以飨读者。

顶天立地模式与一条龙体制

一项发明或一个新构思往往会带来一大市场，甚至形成一个新兴产业。但我国科研成果转化成商品的比例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创新意识。有些成果基本上是仿制国外已经在市场上大量销售的产品，当费了很大力气做出样机时，国外新一代的产品已经问世；尽管鉴定会上可以得到诸如“八十年代末或九十年代初国际水平”“填补了国内空白”等好的评价，可以申报奖励，但大家都知道，即使再投资，再经历一段艰苦的过程把这一成果变成商品，也无法与国外新产品在市场上抗衡。

北大方正的实践表明，“学术上的远大抱负”与“占领市场”这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是高度一致和相互促进的。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大量优秀人才集中在高校和科学院，而企业创新能力和吸收尚未成熟的科技成果的能力较差。为了加快科技成果的商品化进程，一种有效方法就是建立高校、科学院与企业的联合经济实体，这种联合体的合适形式是股份制。对于信息产业，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直接在高校和科学院的大院大所建立高新技术产业，有时是大有好处的。以北大方正为例，我们建立起从中远期研究、开发、生产、系统测试、销售、培训和售后服务的一条龙体制。这一体制的上游是文字信息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中游是电子出版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下游是方正集团公司。这是一条盘旋的龙，龙头应从龙尾，即市场获取灵感，以推动创新的研究。

高新技术产业要建立“顶天立地”的模式，“顶天”就是不断追求技术上的新突破，“立地”就是商品化和大量推广、服务。顶天和立地应紧密结合，相辅相成，以此实现“技术与市场的正反馈”，即首先实现技术跨越，向用户提供最先进的技术；用户在使用这一技术的过程中，根据自身特点不断提出进一步需求，从而促使技术向更深更精发展。

寻求最前沿的需求刺激

美国硅谷集中了一大批中国工程师，人们说，硅谷的公司中没有美国人并不稀奇，而没有中国人的高科技公司则是罕见的。从事电脑研究开发的最佳年龄是20岁到40岁，一大批优秀的中国人把这段黄金年华贡献给了美国企业。除了待遇方面的差别外，确实在美国能接触到最前沿的研究开发课题，容易得到长进。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不少中国人去美国后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如何创造条件使在国内工作的年轻人能进入某个领域研究开发的最前沿？只有把应用和市场推到最前沿，才能获得十分宝贵的最前沿的需求刺激，而这是创新的重要推动力。

汉字字形信息量大、笔划多的特点，迫使我们比西方国家更早使用字形轮廓描述方法，对横宽、竖宽以及其它敏感部位采取参数描述方法，以保证变倍后的字形质量，这种方法即今天在西方大为流行的字形描述“提示信息”的一种形式。我们比美国人早八年获得了十分宝贵的需求刺激，因而比西方更早选择了后来广为流行的技术途径。

动画制作软件是国外一些公司已经开发了十多年的一个领域。中央电视台是国内大批量制作动画片的权威单位之一，过去全部使用进口系统，但其功能不能完全满足生产需要，外商服务也不好。1995年9月李岚清副总理指示中央电视台与方正合作，研制高水平的动画制作辅助软件。1998年完成的这一软件，在性能、速度和使用方便程度方面优于国外同类软件，从而在中低档动画制作领域内取代了著名的进口软件。现在正在往高档发展，预计2001年国产动画制作软件能在高档领域与国外名牌一争高低。我们起步比国外晚得多，为什么能够在中低档领域后来居上呢？国外的著名软件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中央电视台积累了使用国外软件的丰富经验，深知其优点和弱点，提供了十分重要的需求，刺激了北大方正一些年轻人的创造才能，从而有所超越。

我很欣赏索尼公司名誉董事长井深大的一句话：“独创，决不模仿他人，是我的人生哲学。”当然，“独创”和“不模仿他人”绝不意味着闭门造车，而应该针对市场需要，大量吸收前人的好成果，分析自身的缺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实践证明，“需要”和“已有技术的不足”是创新的源泉。

叫好与叫座

科研成果转化困难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成果本身不成熟，而不经过市场磨练的产品很难改进和完善，也不可能取得效益。一个创新的、甚至于技术上有所突破的成果，只要在适应市场方面有明显缺陷，往往就不能赚钱，出现“叫好不叫座”的局面，对于企业而言，不叫座的项目多了就会亏本，甚至破产。所以一旦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成果转化率将会显著上升。但要达到这一目标还有一段距离。

今天的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我国计算机人才、尤其是软件人才缺乏，优秀人才外流，另一方面人才又严重浪费，不少年轻人、特别是研究生不断从事“既不叫好、更不叫座”的项目；一方面科研经费不足，另一方面国家经费又投入了不少不可能产生效益的项目中，回报率低。造成这些弊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是奖励制度不完全适合市场经济的需要，容易造成“可怕的满足感”。 另一重要原因是投资体制方面的问题。我国科技工作者应追求上述两种目标之一：文章或样机系统的发表被国内外大量引用并获得好评，即真正“叫好”；科研成果产业化后赚大钱，并进入国际市场，即真正“叫座”。

国际化的三种方式

国际化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与国外合资引进技术，占领国内市场，也就是以市场换技术；第二种方式是引进技术，依靠良好的管理、高品质和低成本生产，然后出口海外；第三种方式是依靠自己的创新技术，把性能优异的中国品牌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一个国家在发展初期往往不得不采用第一种方式，以缩短产品和管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人们常称之为“引‘狼’入室，与‘狼’共舞”。日本富士通是1935年与西门子合资建起来的，松下在五十年代曾与飞利浦合资，韩国大宇1967年建立时是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合资的。日本和韩国这些名牌公司当年还很弱小，在采取第一种方式合资后逐步转入第二种、甚至第三种方式，因为他们建立起自己的技术创新体制，慢慢不再依赖外国技术，结果造成“引‘狼’入室，与‘狼’共舞，把‘狼’赶走”的局面。而我国有些企业在合资过程中被外方控股，丢掉了自己的品牌，丧失了进一步技术开发的权力，市场并未换来技术，反而造成“引‘狼’入室，与‘狼’共舞，被‘狼’吃掉”的结局。当然我并不赞成都把“狼”赶走，因为国际合作中应该双方得利、共同发展；但是被“狼”吃掉总是可悲的，不利于民族产业的发展。

来稿摘自：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