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的成长经历谈教育

对于21世纪的教育，我谈不出系统的大道理，但回想自己的成长过程，回想与下一代年轻人十多年的共事经历，总觉得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可以总结。这些体会也许对教育应该如何改进有所启迪。

我就读的中学是上海南洋模范中学。1956年六位南模的优秀教师奉命调入大学任副教授，后来又不断有教师抽调至大学，南模元气大伤。怪不得当时的校长沈同一说：“南模好比一碗馄饨，现在把馄饨都捞走，就只剩一碗汤了。”实际上，还是留下了若干“馄饨”，后来任校长的赵宪初先生就是一个。他教的数学、尤其是三角，在上海是有名的。生动活泼，使人长期不忘。他认为负担过重一定学不好。他的学生考取名牌大学的比例很高，不仅考分高，能力也强。

几年后教育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的重要产业之一。现在人们经常议论把应试教育改成素质教育，但关键在于要大量兴办各种类型的高校。除了国家增加教育投入外，政策上应鼓励私人、社会力量、企业、甚至外资投向教育。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提高中学、大学和研究生的教学水平，但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却把20多岁到30多岁最宝贵的黄金年华贡献给了美国企业。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外资兴办高等教育，为我所用？

实施素质教育的另一重要条件是提高师资水平。我有幸在中学和大学期间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54年我在北大数学力学系时，一年级的三门基础课是江泽涵（当时的一级教授）、程民德（当时是37岁正教授，后当选为学部委员）、丁石孙（当时20多岁，后任北大校长，现任人大副委员长）三位老师教的，可见五十年代的北京大学很重视让最优秀的教师担任基础课。扎实的数学基础使我终生受益。

现代科学技术离不开合作，离不开团队。像陈景润那样，只靠看文献和个人异常刻苦的独自钻研，在某一领域取得突破的例子只会越来越少。对高新技术产业而言，团队精神和组织管理能力尤其显得重要。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做学生干部，直到大学毕业。十二年的学生干部经历，使我懂得要团结人，要为大家服务，要接受别人的批评，甚至受各种委屈，而这种磨炼对我后来取得一些成绩起了重要作用。

多方面和跨领域的知识会提供更多的成功机会。我于1958年毕业后从事了三年计算机硬件的研制工作，1961年决定转向软件，并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1962－1965年软件方面的实践，使我大开眼界，才有可能在激光照排系统的研制中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技术途径。中学期间我的语文成绩不差，也很喜欢历史，文科的知识帮助我增强叙述的条理性，提高表达能力和抓住重点。

近年来跨学科的研究开辟了很多新领域。例如，数学与金融的结合，产生了金融数学这一新学科；计算机科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在认知科学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成就与历史、考古相结合，在夏、商、周断代方面取得突破等等。老一辈的学者，如胡适、郭沫若、冯友兰、钱钟书、季羡林等，年轻时都在国外留过学，从而把西方的现代学术思想和方法引入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以学贯中西而超越前人。现在的年轻人可以更快地掌握前人的知识，了解其它领域的发展状况，更有效地进行国际交流，从而创造了超越前人的良好条件。

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是中国21世纪面临的重大课题。杨振宁先生说过：“中国已经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最复杂的技术，如卫星和火箭技术，中国最失败的地方，是没有学会怎么把科技改变成为有经济效益的生产办法。”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特别需要两类人。一类是有市场头脑的技术带头人，另一类是有技术背景的管理专家。

培养创造型人才，一定要在学校和研究部门建立学术民主的风气。获诺贝尔化学奖的李远哲先生曾说过，他到美国后的最大收获是懂得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丹麦大科学家玻尔访问前苏联时，有人问他：“用什么办法把那么多有才华的青年人团结在周围？”玻尔回答说：“因为我不怕在年轻人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足，不怕承认自己是傻瓜。”

21世纪中国科技的发展需要创造型人才，更需要杰出的管理帅才。后者能把一批技术尖子组织起来，引向正确的学术方向，完成攻坚任务，或者把他们的创造才华聚焦到市场上最能显示效益的地方。目前中国的应试教育，只重考分、不注意全面素质的培养等等，都是培养这种人才的障碍。21世纪中国面临巨大机遇和挑战，如何在教育和其他相应的环境方面创造条件，使更多的出类拔萃人物能够脱颖而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来稿摘自：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