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谈院士增选：院士未必总是学术权威

王选院士认为，院士群体应该业务水平高、道德声望也高。只有两者兼备，才能实现国家赋予的任务，才能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力，进而带动整个科技界乃至社会的发展。同时他也直言不讳地指出——院士未必总是学术权威。

我有一个绝招对付送礼的

“院士增选中的不正之风，我也感受到了，10多年前就有。”王选院士的开场白直言不讳。“有的候选人为了评院士，对学部每位院士逐个分析，谁会投赞成票，谁会投反对票，一个一个去公关，这种投机取巧的做法经常能得逞，这是可悲的地方。”

接着他笑着说：“我有一个绝招对付这些送礼的，候选人和单位领导一起来家里，送来候选人材料和礼物。我对他们说，‘今天我只能收一样东西，你们看留下哪样好呢？结果他们只有老老实实把礼物拿走，把材料留下。’”记者好奇地问那礼物一般是什么东西。“我看都不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是5年前，现在从来不见人。”

王选指出，评选中收礼的院士还是极少数，关键是人情关系在起作用，如果一位候选人有几位院士说好话，那选上的可能性就大；如果有一位院士说坏话，哪怕不准确，那选上的可能性就很小。“对于关系亲的，我宁肯不说话；如果觉得他该当选就投票。”

公关比攻关厉害多了

“科技界本来就不是一块净土，不是一个真空！现在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蔓延到了科技界，使得科技界更加……”王选后面的省略意味深长。

“放眼整个科技界，不仅是院士增选，还有申请项目，评各种奖项，拉关系、套近乎，送礼、侦察……这使得真正埋头扎实搞科研的就吃亏，再说也很难抵挡名利的诱惑。”

王选说自己以前奋斗多年，脑子里从没有想过当院士。丁肇中说过，“为了拿诺贝尔奖而工作，那是非常危险的！”

有些没选上院士的科学家也做出过重大贡献

“本来尊重知识分子、尊重知识价值，这是对的。但是社会把院士抬得太高，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评上院士，就好像鲤鱼跳龙门，身价顿涨百倍，住房、工资、经费申请、讲课费、出场费等待遇都大为改变，与非院士差别很大。”

王选认为有些没评上院士的科学家与当选院士的科学家并没有鸿沟，“我看到很多非院士的科学家做出很大的贡献，但不可能都评上院士”。

“今年我68岁，完全是靠虚名过日子”

王选拿自己的经历来说明问题，“错误地把院士看成是当前领域的学术权威，我经常说时态搞错了，没分清楚过去式、现在式和将来式。我38岁的时候，在电脑照排领域的研究在国内处在最前沿，在国际上也可以称得上十分前沿，创造了我人生的第二个高峰，但是是无名小卒，说话没有分量；1995年我58岁的时候，当选中国两院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获得两次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虽然没有脱离业务，但1993年我就离开了具体设计第一线，所以我的巅峰已经过去，我当时就觉得已经不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了；今年我68岁，3年前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但离学科前沿更远了，现在靠虚名过日子！”

他拿出中国科学院学部9月11日发的《关于2005年院士增选工作中反对不正之风、重申选举纪律、保证选举质量的通知》，文件空白处写满了数字，显然王选对采访有准备，而且不乏科学家的严谨。“有这样一个统计，很有意思，很能说明问题——

“国外对1249个杰出的国际科学家和1928个国际上最重大的科研成果做了一番详细的调查和分析，发现科学家最具活力的年龄段是25岁到45岁，创造颠峰的年龄是37岁。

“但中国科学院662位院士，小于60岁的只有56人，占8.5%；中国工程院654位院士，小于60岁的只有39人，占6%。这说明大多数院士已经不在创造的高峰期。我个人的理解，院士这个荣誉，是对这个人过去学术贡献的高度肯定，是终身的。当然年轻院士不一样，他们正处于创造的高峰期。还有一批年龄比较大的院士仍在科研一线，还在不断地创造，这跟他们研究的领域有关。但在飞速发展的计算机信息领域，找一个70岁的权威，很难！也许有个别人可以，但按照普遍规律来讲不太可能。有些学科，院士是有经验的，在指导年轻人如何奋斗上可以发挥不少作用，但不是当前该领域的学术权威，否则就是天大的误解！”末了他还补充一句，“这句话可能有的院士不爱听！”

大部分院士年龄较大，按照生理规律，已经过了创造的高峰期，丘成桐等不少科技界人士也曾提出过与王选类似的观点。黄昆先生的学生郑厚植院士等曾回忆说，黄昆到了晚年，为自己没有更多学术贡献而痛苦，但是又不得不承认并遵守自然规律。

王选说，记得周光召曾经说过，希望院士多培养年轻人、参加咨询和热心科普，自己也很赞成这个看法。

院士不是万能博士，说话要慎重

正因为院士不都是当前该领域的学术权威，不是万能博士，所以最好不要什么鉴定会都参加，什么话都说。

“现在很多鉴定会一定要请院士参加，因为院士说话一言九鼎，我已经十几年不参加鉴定会了！我很清楚，我会是很受欢迎的鉴定委员，名声大，说话有分量；又很不懂，不会挑出毛病。我一辈子牢记杰出的物理学家、原英国皇家学会主席、190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瑞利的话。他说，他60岁以后不对任何新思想发表意见。”王选还举例，一位现已年近耄耋的院士前几年在报上发表言论说，“我国不用建信息高速公路，中国没有这么多信息，浪费！”而这位院士的专业与信息领域差了十万八千里，完全不搭界。王选坦率地指出，院士对自己不懂的领域讲话要慎重，不能随便表态！

早在1995年，中国科学院就发出了《关于重视维护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学部声誉几点意见的通知》，规定不能借用院士（集体）和学部的名义评审肯定或变相支持科技成果，鉴定推荐或变相推销其科技产品，甚至以院士名义做广告，不能做有损于院士和学部声誉的事情。

“有的人为了当院士，霸道地把别人的功劳归自己。比如项目评国家奖，只做了一些组织工作、公关工作，或基本上没做什么工作，只参加过一两次方案讨论，却要排在第一；有的在文章或著作中，既没写一个字，也没提出过什么思想，却要署名，甚至署在第一名。其他人为了提职称或学位，或为了有立足之地，不得不顺从。这样的人当了院士就更霸道了。”

增选院士的数量和质量有联系

对于院士增选制度，王选认为还是要严厉打击院士候选人投机取巧的做法，一旦发现立即取消资格，几年之内不能参评。一旦发现院士有学术道德问题，应立即警告；当上院士很难除名，只有警告。“我觉得公示这一招很厉害，是一个得力措施。”

王选说，“我也推荐过候选人，他们都是专心搞学问的，很努力，但评的时候发现不如别人，我还是投了他的反对票。”记者问，“你推荐他是碍于情面吗？”“多少有一点，不过我还是要实事求是，对国家负责！”

王选还认为增选院士的数量和质量有联系，现在每次增选的数量不超过60人，实际上中国科技的进步并没有那么迅速，类似于中国大学的扩招。据了解，近些年很多院士和专家对此也有相同看法，他们呼吁根据时代和科技发展的状况，适当减少增选院士的数量。王选建议说，“两年增选一次，院士们太累，而且也没什么变化。三年评一次更好一些，名额也可以适当减少”。

他还认为对院士增选中的不正之风，如果可能曝光、公开的话，会更好一些。9月16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载文介绍，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8月公布了3位因不端科学行为而受到处罚的科学家的姓名。邹承鲁院士说，这是一个扭转不端科学行为在中国流行的良好开始。王选认为中国离公布院士的学术不端行为还有一段距离。

社会和院士要用平和的心态对待荣誉，学术界要人人平等

美国的院士或者诺贝尔奖得主只是一种荣誉，其获得者从没有绝对权威。

王选告诉记者，1986年李远哲获诺贝尔奖之后，同样得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特殊待遇。这个特殊待遇是什么呢？原来，大学里停车位一直很紧张，李远哲获得诺贝尔奖后，校方就在停车场里划出了一个车位，标上“李远哲先生的优先车位”。要注意，不是“专有车位”而只是“优先车位”。而这是李远哲获诺贝尔奖后得到的唯一特殊待遇。

王选说要是能像美国一样，淡化院士，把院士这个荣誉的诱惑降到最低的位置，那情况肯定会好得多。

寄语青年科技工作者：诱惑会让你偏离航向

最后，王选寄语青年科技工作者，不要因名利的诱惑而偏离航向。

“青年科技工作者正处于创造的高峰期，千万不要学而优则仕！组织上不要给他们过早地压上行政的重担，让他们当院长、所长、校长。所谓的当官，好像是提拔他们、重用他们，实际上剥夺了他们自由的空间，使他们没能在创造的高峰期多做点贡献。这非常糟糕。可以年龄大了再当官，50岁再当，当到60岁。”

“同时，有才华的青年科技工作者自己不要把做官当成一种奋斗目标，甚至也不要把当上院士作为奋斗目标。如果老想着当院士，就不可能全心全意做好事业。要出大的成绩，必须心无旁骛，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热爱的科学与技术领域！”

来稿摘自：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