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君子 先生风范

王劲茹

我们这些（19）77、78级学子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习惯称大师级的老师为先生，如张岱年、朱光潜、宗白华等样人物，我们都称“先生”。称先生不是因其“老”而是因其“大”。王选在我心目中就是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大师，就是这样一位让我“敬而仰之”的先生。但我知道先生的名字，并不是在北大，那时候先生并不出名，

一

我从小喜欢绘画。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的美术老师是中央美院毕业的高材生，她曾是职业美术师，多次参与过北京大型活动的美术设计工作，后来因为成了右派而被发配到小学校来教美术课，她说没把她赶出北京已经是优待了。她对我很是青睐，不厌其烦地指点我，手把手地教我画画，教我写美术字。小学毕业的时候，她对我说：“你一定要经常来找我，我要教你，我希望你将来进美院。”遗憾的是，我刚进中学就生了一场大病，医生让我绝对卧床休息。休学一年，学画成了泡影，但我却成了“书虫”，读书近于“疯狂”，甚至当时所谓的“禁书”和“手抄本”我都不放过，不管好坏，兼收并蓄，只要能借到的一概借来看。休学结束后，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成了“文人”，写文章的功力大长。由于“能写也能画”，我自然成了班里的宣传干部，出墙报和板报成了我的“专利”，我甚至学会了办油印小报。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一个学年里至少得有一半时间学工学农。在工厂里学工时，我们没有条件办墙报板报，于是就办小报，就像现在九三学社中央机关团支部办的《青风窗》一样。但那时办小报可没有办《青风窗》这么简单，把内容输入电脑，然后排印出来就完事了。我们既没有打字机，更没见过电脑，要自己在钢板上刻腊纸，一个字一个字地刻，然后一张一张地油印出来。这其实不远，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的事情，那情形恐怕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我每次刻写、油印完小报都是手指僵硬、油渍满身，却乐此不疲。后来在杂志社工作的时候，我曾经去过印刷厂，亲眼看到过工人们熟练地在铅字车间里捡字排版，很是为他们过硬的捡字功夫感动过，却从来没有想过，这延续了百年的铅字印刷技术有一天会退出历史舞台，排印报刊、图书将会变得异常便捷。

说不清从什么时候起，电脑进入了我们的生活，我也学会了打字，学会了上网看新闻，学会了发电子邮件，学会了用“google”搜索资料，我们甚至可以自己排版印刷，再去印厂时已经看不到黑乎乎的铅字车间了。这一切变化好像就是那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谁也说不清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谁也不知道让这一切变化悄然而至的究竟是谁。大概是1994年，我应朋友之邀帮他创办一本刊物。我通过各种关系给他的“创刊号”约了一批名人稿，包括舒乙、邓友梅、梅葆玖、陈建功、唐师曾等名人的文章，同时也约了一批报道名人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就是写王选的。说实话，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先生的贡献并不是很了解，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使他成了名人。就是这篇文章让我记住了王选这个名字，第一次了解到他的发明具有怎样巨大的革命意义，第一次知道了悄然发生的那一切变化饱含着先生怎样的艰辛探索和执着追求。先生经历了“九死一生”的磨难，让我们今天的工作和生活变得如此简捷方便，我们该怎样感激先生！

我在报上看到过先生有一段非常质朴的倾诉：“我看到工人捡铅字之苦。捡铅字的人，每天走十几里路，非常累，而那个熔铅的人最苦，这些工人，每过几年都要去打一次铅毒，职业病非常严重，而且效率极低……当时出书难，一本书半年一年才出来。到现在轻松极了，我清楚记得我们系统刚刚运行的时候，有一个客户带来一本《努尔哈赤传》搁在我们这儿。过了几天回来，发现三天吧，排完了，大为吃惊，这是革命性的变化。效率提高了，必然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那时候，最令我惊奇的是，掀起中国知识革命浪潮并引发中国产业革命的竟是我的母校一位如此文弱的书生！我为先生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我为北大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二

1995年，先生加入了九三学社，成为九三学社的重要领导人。我惊喜之余，感觉别样的温暖，从此对先生的任何消息都特别关注。我收集关于先生的报道和先生发表的文章，对先生知之愈多愈深愈对先生钦敬不已。

先生的名字是与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们钦佩地称他为“汉字激光照排之父”、“中国当代的毕?N”，在先生身上有着数不清的荣誉和头衔。但是有多少人曾经想过，在他开始从事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研究时，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前无古人的事业。用先生自己的话说，当时是何等的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一种“逆流而上”的感觉。

那时候，先生年仅38岁，是一个没有任何名气、疾病缠身的北京大学普通助教。1974年，国家启动了“748”工程。国内技术力量较强的5家单位雄心勃勃，有搞第二代照排机的，有搞第三代照排机的，但没有一家提出要搞第四代激光照排机。先生根据国情和汉字的特点，提出了一条发展汉字照排系统的新的技术途径：跨过当时国际上正在探索使用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照排机，直接研制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这个小助教的大胆决定，引来了一片质疑和讥讽，但先生以自己独特的设计方案拿到了国家“748”项目。此后18年，先生为了“748”苦苦求索，几乎放弃了所有节假日，带领着百十号人的研发队伍，攻克一道又一道难关，终于研制成功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一步跨越了世界大师们40年才走完的出版现代化历程。他发明的高分辨率字形的信息压缩、高速还原和输出方法等世界领先技术，成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核心技术。

外国名牌公司不敢相信：一个连一代机都没有的国家怎么可能有四代机？他们对先生的核心技术惊叹不已：汉字多达6万个，仅汉字点阵对应的总储量就是200亿位，这么多的汉字，这么快地输入计算机，真正是个奇迹！

有人问先生：“你在从事激光照排系统研制过程中，最大的苦恼是什么？”先生回答：“最大的苦恼就是大多数人不相信中国的系统能超过外国产品，不相信淘汰铅字的历史变革能由中国人独立完成。” “其实，在高新技术领域，赶超外国产品的机会是很多的。”先生就是凭着敢为人先的创新勇气、不屈不挠的拚搏精神，与他的团队一起“逆流而上”，实现了对毕?N活字印刷术的重大突破，第一次改写了中国铅字印刷的历史。之后，先生又相继提出并领导研制了大屏幕中文报纸排版系统、彩色中文激光照排系统、远程传版技术和新闻采编流程管理系统等，他以层出不穷的新技术使激光照排系统迅速商品化并形成规模推广之势。1988年后，他作为北大方正集团的主要开创者和技术决策人，提出了“顶天立地”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模式，积极倡导技术与市场的结合，闯出了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道路，使得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占领国内报业99%和书刊(黑白)出版业90%的市场，以及80%的海外华文报业市场，在报业和印刷业掀起了一场“告别铅与火、迈入光与电”的技术革命。

外国人曾经预言：“汉字不废除，中国就不能进入现代文明。”先生不信这个邪，他不仅用自己发明的技术证明了这一预言的荒谬，使古老的中华文字得以在信息化时代与现代文明举并驾齐驱，还以国产激光照排系统的绝对优势把外国在华销售同类产品的名牌公司全部挤出了中国市场。人们称先生为这个时代的“知识英雄”！有人评价，先生引领的新技术革命浪潮，“不仅揭开了中国知识经济的序幕，更赋予科技创造文明、知识造福人类以深远而实在的意义。”

对于一个渴望创新的民族、一个呼唤创新的时代，先生已经具有了一种象征意义。有记者报道，先生去世的消息播发后，几天里逾万网民自发上网感怀留言，反应速度是惊人的；而且在习惯于纷争的互联网上，这种一边倒的怀念与赞美也是相当罕见的。它反映了人们的心声，也是时代的呼唤：时代呼唤杰出的科学家，呼唤真正的自主创新。今天，先生带着人们的遗憾和哀思而去，但他留下的自主创新精神却大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上。

三

时刻替别人着想，心中惟独没有他自己。这是人们对先生的一致评价。我从大量关于先生的报道和先生的许多名言中对此有着很深的感受。

先生曾经这样论述过他的“好人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绝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根本做不到的。我赞成季羡林先生关于“好人”的标准：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稍多一点就是好人。不过，我以为，这个标准还可以再降低一点，就是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的就是好人。

先生始终强调团队精神。他认为，一个成功的人，应该具备这样的素质：自信而不自负，执著而不僵化；还要具有卓尔不群的洞察力和远见；更要具备团结人的能力。

讲到团队精神，先生最敬重的一个人是“两弹元勋”邓稼先。先生最敬佩邓稼先的忠厚平实、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喜欢引用杨振宁的一段话：邓稼先“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他说：“我和邓稼先并不认识，但我很佩服他。他的伟大在于：他不仅自己才华横溢，而且能够让手下比他更出众的人充分施展才华。”

先生在科研和教育中始终以提携后学为己任。1993年春节前夕，先生花了两个星期闭门搞的一个设计，遭到了自己学生毫不客气的批评。先生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自己老了，应当让年轻人上第一线了。先生意识到，IT行业年轻人绝对有优势。应该创造一种能让年轻人出新思想新方案的氛围，努力使年轻人有“主人的感觉”，才有利于他们积极地思考。先生直面现实：“我的创造高峰已过。我应该做我现在能够做的事，帮助那些有才华、有潜力、尚未成名的‘小人物’，他们需要我的支持。”先生在56岁时毅然退出科研第一线，全力扶持年轻人，把优秀的年轻人才推上了研究室主任的位子。他说：“今后看我贡献的大小，主要看培养出多少年轻人。”“伏枥老骥最好用‘扶植新秀，甘做人梯’的精神实现自己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他常常提醒自己是“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要“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从第一线退下来的先生，虽然身体不好，但仍然坚持写文章、作报告，培养了一大批学术骨干和人才。

先生生活俭朴，但他却把巨额奖金捐献给社会。他一生获得过几十个奖项。这些奖励和荣誉不少都伴有奖金，甚至是巨额奖金。1998年，他把多年来获得的30万元奖金捐给北大数学学院设立“周培源数学奖学金”。2002年，先生拿到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500万元和北大随之追加奖励的500万元。后来，他利用其中的900万元设立“科技创新基金”，以支持北大计算机所和方正的年轻人。

先生淡泊名利，最不习惯别人抬高他。他说，名人应该有普通人的心态。成名后的先生谨慎地规范自己的影响，十多年不参加产品鉴定会。在他看来，现在很多鉴定会一定要请院士参加，因为院士说话一言九鼎，但院士不都是当前该领域的学术权威，不是万能博士，所以最好不要什么鉴定会都参加，什么话都说。

2005年10月14日，先生交给他的秘书丛中笑一篇文章，这也是先生最后一篇文章，题目是《给优秀人才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文章长达约7000字，密密麻麻写满8页A4纸。先生通过分析电子计算机诞生60年来计算机领域重大发明的产生过程，总结出对我国科技发展的有益启迪。先生最后还专门写了一张字条给丛中笑：“小丛，录入校对后投光明日报，文章较长，最好不要删，不行，两次登。另外，把文章分别E-mail给林建华副校长和北大主管科研的李晓明同志，加上下列话：‘我已无能力写学术论文了，只能卖点狗皮膏药，送给你，不要讲客套。诚请批评指正。’”这是丛中笑在她的悼念文章中所叙述的一个情节，看到此我不禁潸然泪下。

古人云 “察身而不敢诬，奉法令不容私，尽心力不敢矜，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以无能居尊显之位。自行若此，可谓方正之士矣”——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方正之士。

“好人王选”，这是人们对先生最朴实无华、最恰如其分的赞美。他的一生干干净净，方方正正，实实在在。有人说：王选痴迷于照排技术的发明与创新，立志为祖国经济和科学事业做贡献，无意间也把自己的名字印刷进了人们的心里。

先生的朋友们这样说：“在我们心里他是一个完人。”

网友这样评价：“王选老师的高尚人格比他的科技成就更令人尊敬，他是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崛起需要更多像王选老师这样的人！”

无疑，先生已经成为这个时代完美人格的象征。

创新的时代呼唤创新的大师，更呼唤德才兼备的杰出科学家。

四

有几年我在《九三中央社讯》当编辑，免不了要同先生打交道，尽管不是跟先生直接交往，但每次都让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先生为人的坦诚和做事的认真。我记得每逢重大活动需要九三学社中央领导撰文时，我都要向先生约稿，每次都能得到最快、最满意的结果，哪怕是几百字的表态，先生都会认真对待。先生没有架子，那么大的名气，那么繁忙的工作，却对《社讯》这样的内部刊物有求必应，从不爽约，真是令人感动。

2002年，是周培源先生诞辰100周年，九三学社中央决定组织一系列纪念活动，其中有一项就是出版《纪念周培源文集》，同时《社讯》也准备出一期纪念专辑。这两本书刊的组稿和编辑工作都由我承担，于是我向九三学社和海内外与周老有关的名人发出了约稿函，函中要求既可以题词，也可以撰文，是考虑到有些先生可能会很忙，如果没时间撰写文章的话，简单题个词也可以。约稿函发出几天后，我接到先生的秘书丛中笑女士的电话，她说文章已经写好，马上给我发过来，向我要电子邮箱的地址，我既惊讶又兴奋：“这么快？”丛中笑也笑了。我很快收到先生的文章《周老和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更让我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丛中笑又打来电话说：“王老师出差了，他说等他回来后再做些修改，先别发稿。”我满口答应：“不着急，不着急！”没过几天我就收到先生的修改稿，其中加了一段“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在关键时刻给了我们很大支持，1980年2月22日，我们的原理性样机刚研制成功不久，时任国务院进出口管委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同志给国务院写了一封亲笔信，主张支持国产照排系统。”他说：“一定要把江泽民同志的这一段加上。”从中可见，在那些异常艰难的日子里，先生是多么需要帮助和支持，而在每一次关键时刻给予他任何帮助的人，先生都会牢牢记住、念念不忘。

先生写文章一如他的为人，没有花里胡哨的句子，没有虚话套话，擅以实例阐述道理，思想深刻，文风朴实，语言流畅，有时候还夹着诙谐和幽默，令人读来既轻松愉快，又受益匪浅。

先生去世后，丛中笑女士写了一篇悼文《呕心沥血 开拓创新:王选老师最后的日子》，其中有一句话让我感动不已：“作为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您关心九三学社的自身建设，关注发展优秀的年轻人才。但您常为自己占了位置没做什么工作而愧疚。”

先生哪里是“没做什么工作”，他心里时刻装着九三学社，无论大事小事他都牵挂于心。先生尊重九三学社组织，尊重九三学社的老同志，尊重被他和吴老等极力推举上领导岗位、比他年轻的韩启德主席，他经常与韩主席交流意见和沟通情况，并认真阅读韩主席在每一次九三学社中央会议上的讲话。先生对九三学社的组织建设非常关心，多次跟九三学社的一些老领导、跟吴老、跟韩启德主席谈九三学社要重视发展德才兼备的年轻科技人才，并且身体力行，自己也做了不少工作。2003年初，九三学社中央提出实施“人才强社”的战略，先生对此赞赏有加。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他还下了很大的功夫，把当年被评为优秀中青年科技人才的人员列了一个名单交给韩主席，其中列在第一位就是年仅35岁就已经获得多项国际国内大奖的中国科技大学青年教授潘建伟。先生认定潘建伟是一位顶级科学家，嘱韩主席一定要积极争取他加入九三学社。先生还亲自给潘建伟写信动员他入社。在韩主席和先生的亲切关怀下，在九三学社安徽省委的积极努力下，潘建伟教授终于被感动，最终加入了九三学社。2005年底，先生离世前，还向前来看望他的刘延东同志介绍潘建伟，由此可见先生关心九三学社的拳拳之心。

1997年，九三学社成立了院士委员会。地方组织纷纷要求九三学社的院士们下去作报告，宣传高科技。百忙之中的先生欣然应约参加了报告团，北到哈尔滨，南到湖南、珠洲。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与当地的社员见见面。那么一个大科学家，那么一个有名望的人物，他从来不拒绝九三学社地方组织的任何请求，有求必应，作了报告之后，从来不接受地方组织按惯例给他的钱，不但不收钱，他还拿出钱来捐给当地的贫困单位、贫困户。

2005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宁夏区委副主委宋晓华对韩主席提起她丈夫患了肺癌一事，韩主席建议她与先生联系，因为先生患肺癌已经几年了，有很多治疗经验，会对她有帮助。于是宋晓华与当时已患病很重的先生取得了联系。此后近一年里，虽然先生身体也处于极度痛苦之中，但仍通过电话，一次次鼓励宋晓华夫妇树立战胜病魔的信心，积极为他们推荐治疗医院、介绍治疗方法。他托人给宋晓华夫妇带去亲笔题字的书籍鼓励他们要勇敢地与病魔作斗争，他为他们推荐、联系购买并无偿垫付国外抗癌新药的高额费用，先生的仁厚爱心使宋晓华丈夫的病情逐渐得到控制，可她还没来得及当面感谢先生一次，先生却遽然长逝，令她痛心不已。

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的先生，从来不摆架子，多次以普通社员的身份兴高采烈地参加九三学社北大委员会基层组织活动，像朋友一样与社员叙友情、拉家常，他甚至把交社费这样的事也牢牢记在心上。2005年初，新一届九三学社北京大学委员会成立，几名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教授担任了主委和副主委。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5月初，委员会决定建立“北大九三”网站。于是，邀请先生题词。据先生的学生说，为了把“北大九三”四个字写到最满意，先生竟练习了好几天。

在九三学社中央纪念学习王选同志的座谈会上，九三学社中央名誉副主席徐采栋先生有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我们中国人对于人的评价就是讲道德文章，道德就是讲德，文章就是讲才。看一个人的道德，就是看一个人的为人处世，就是看他怎么样对待别人，怎么样对待组织。我们要向王选学习，不仅仅要学习他的创新精神，还要学习他的为人处世，学习他的道德修养。

在送别先生的那天，我随数千人的队伍缓步进入安放先生遗体的八宝山灵堂，凝望着先生的遗容，我泪眼模糊，听低沉的哀乐似在声声呼唤：归去来兮！归去来兮！……但我知道先生这一去再也不会归来。

先生虽不会归来，但先生的精神永在！

德高为师，身正为范——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