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熟，天下足”、“京杭大运河漕运”等，曾记录中国千百年来“南粮北调”的历史。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粮食生产总量的大部分来源于黄河以南（包括黄淮海地区），粮食供给格局一直是“南粮北调”。自改革开放以来，历史上的粮食主产区“两湖、两广”、“江南鱼米乡”、“蜀地天府国”的粮食贡献率逐年下降，我国粮食生产和流通出现了“北粮南运”的大逆转。至2008年，北方粮食生产已全面超越南方。

目前全国的粮食流通总量近2亿吨，除了粮食品种结构性调节所必要的流通外，其中约1半左右是“北粮南运”。以“北米南运”为例，近两年东北每年调出的水稻（粳米）已接近200亿公斤（全球市场大米的贸易总量为每年280亿公斤左右）。根据全国各省区人均粮食计算，近几年的5个粮食输出省份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安徽、江西，其中绝大部分的输出是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三省（区）2014年的粮食总产超过1.25亿吨，占全国粮食总产的1/5强。以近两年的数据为例，201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较2012年增长6.3%，同期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的粮食总产量分别增长12.1%、11.4%、15.3%、15.5%，而过去的粮食主产区黄淮海区域（山东、河南、江苏等）同期粮食增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浙江、广东等则出现明显负增长。

粮食种植耗费大量资源，其中唯一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且属于“相对可控”的自然资源就是水。农作物通过光合作用每合成1份干物质（碳水化合物）约需耗水800～1000份淡水。换言之，每生产1吨粮食，约需水800～1000立方米。仅按东北地区每年调出6000万吨粮食估算，就相当于输出不少于500亿立方米的水资源，超过南水北调三线建成后满负荷运行调水总量。

我国北方省份多数属于典型的大陆性干旱气候。在这些地区种粮，必须大量灌水。过去十多年在东北（主要是黑龙江）大量扩大水稻种植面积，由于地表水资源不足，大量抽取地下水灌溉，地下水超采使黑龙江省三江平原近10年来地下水位平均下降2～3米，导致三江平原的湿地面积减少至原来的20%！新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开荒造田，地下水位显著下降，“用水危机”报道屡见报端。

地下水位下降的直接后果是大面积土地盐碱化、沙化和荒漠化。

深层地下水的形成需上千万年的时间，如果北方各省地下水的过度开采不能有效遏止，由不可持续的地下水资源所支撑的“粮食生产增长的泡沫”将最终破裂，造成“粮食生产的次贷危机”，我国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将受到威胁。

除了水资源问题之外，粮食生产还耗费大量的氮磷钾等矿质资源，大量的粮食南运同时也将大量的土壤矿质资源“挪运”至南方，加剧了长三角、珠三角等东南沿海地区环境的“富营养化”。

李克强总理在去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目前我国农业持续发展面临“农产品价格已高于进口价格”和“农业补贴受限于世贸组织规则”两个“天花板”，同时农业可持续发展已受到“生态环境恶化”和“资源短缺”这两道“紧箍咒”的束缚。而“北粮南运”恰恰加剧了“天花板”压迫和“紧箍咒”的束缚：长距离的北粮南运显著提高了粮食主要消费地区（东南沿海）的粮食价格，而东北等北方地区逐年大幅度增加粮食种植使当地生态环境严重受损、承载能力越来越接近极限（东北黑土地土壤肥力下降、地下水位下降就是明证）。

目前，政府部门和机构及学术界有关“北粮南运”的讨论几乎完全集中在“运”字上，就是如何整合资源、改善设施、提供补贴以支持“北粮南运”。由于“北粮南运”主要靠铁路和海运，通常走东北铁路、经过大连口岸运至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城市，粮食运输成本占最终粮食销售总成本的30%～40%，这也是造成我国粮食综合生产成本高居不下的原因之一。

显然，问题的关键是让“该种粮的地方多种粮”。南方因地制宜多种些粮食，运输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笔者认为，应尽快谋划和启动逐步增加南部省区粮食种植面积并大幅提高南方的粮食总产。特别是在当前新一轮的北方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态势下，环境承载能力原本就很脆弱的北方地区，进一步扩大粮食种植面积而造成的水资源超负荷消耗及大量化肥、农药、农膜使用，势必加速北方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进程。

所以应尽快根据南方各省区实际情况（重新）划定耕地面积红线，特别是要保证南方各省（区）的粮食种植面积；对南方各省（区）应科学地、因地制宜地提出粮食复种指数的要求；对南方有条件的省区应根据实际情况下达明确的粮食生产指标，如两湖、两广、江苏、四川等，至少应要求这些省份达到人均占有粮食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对南方各省区粮食种植结构应有明确要求。例如增加优质粳稻种植面积以满足市场需求、增加畜禽饲料用粮的种植面积等；适当限制北方严重缺水地区的粮食种植，严格控制地下水超采；逐步减少北方干旱地区的粮食种植面积；逐步减少对“北粮南运”的补贴，节约的资金可用于南方粮食种植的生产恢复。（作者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