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是蔡元培先生诞辰140周年和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

年初，政协老干部张永年同志给了我一份1979年的会议记录，他当时是会议的记录人，至今有幸仍保存着这份记录，希望我能为蔡元培先生写点什么。

会议是1979年2月1日下午在政协礼堂第四会议室召开的。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各方面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政协抓住这个时机，正好开会研究纪念蔡元培先生逝世四十周年有关事宜。出席会议的都是当时知识界的顶级人物，他们是:许德珩、王昆仑、胡愈之、叶圣陶、潘菽、萨空了、陈翰笙、吴觉农、蔡无忌、李霄路、徐盈、史永等，沈雁冰、王芸生、俞平伯等请假。胡愈之主持会议。

蔡元培(1868—1940)是一位为国人十分尊敬而又熟悉的人物。他1868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绍兴，1940年3月5日病逝于香港。他在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所提出的“兼容并包”的治学思想，至今仍为学界所称赞，他为我国教育科学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至今也为人们所怀念。1932年底，他与宋庆龄、杨杏佛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参与营救胡也频、杨开慧、许德珩、廖承志、史良、陈赓、丁玲、牛兰夫妇等的事迹，一直为国人所敬佩。他逝世后，毛主席赞誉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总理称赞他:“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会议首先由蔡元培先生的公子蔡无忌报告去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搜集蔡元培先生资料的工作进展情况，他当时也是全国政协委员。

许德珩先生首先发言。他说，明年是蔡先生逝世四十周年，我们有条件来纪念他了。回想蔡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时候，林彪、“四人帮”当政，根本没有这个可能；二十周年的时候，同台湾当局关系那么紧张，也不可能。今天的形势不同了，粉碎了“四人帮”，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无论国际国内形势都非常好，我们就是要根据形势办事，现在是纪念蔡先生的很好时机。我还有个建议，请党中央考虑，将蔡先生的遗骨从香港运回内地，可能的话葬在南京紫金山。这样做，对于促进台湾回归祖国有作用。蔡先生在海内外有影响，这样做，一定会引起震动的。蔡先生的文章、事迹也要继续收集。蔡先生是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他以清末翰林出身参加革命，这是很不容易的。他同章太炎一起组织光复社，后来不容于清政府，和秋瑾、徐锡麟等避难国外。他起初逃亡日本，以后到过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袁世凯倒台后，他回国担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总长，当时他选了许多青年出国留学，如李四光、竺可桢等，还有不少人是他送出去的。袁世凯死后，蔡先生1917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我是1915年进北大的，在北大见到了蔡先生。蔡先生提倡勤工俭学，我因家里穷，蔡先生帮助我找了个翻译工作，每月挣十元钱，维持学费。

许老说，“五四”运动没有他是不行的，完全靠了他。他主张“兼容并包”，请李大钊同志到北大任教。1933年，蒋介石搞法西斯专政，蔡先生与宋庆龄、鲁迅、马相伯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保护和营救了许多革命者。1933年，范文澜同志介绍我加入“济难会”，因为反对蒋介石被捕入狱，就是蔡先生他们营救出来的。我出狱后，范文澜同志被捕，押往南京，经蔡先生、宋庆龄、鲁迅等的努力，很快被营救出来，担任北大文理学院院长。我到过蔡先生的家，看见他自己洗衣服。他在法国、比利时，我们曾生活在一起，他生活非常俭朴，待人非常和气，但是他看人看事非常清楚，爱憎分明，我们大学毕业时，每人都请蔡先生题字，罗家伦品行不好，蔡先生就题“行已有耻”四个字送给他。

许老说，纪念蔡先生逝世四十周年有三件事可做:一、明年3月5日举行纪念会，请宋庆龄副委员长主持；二、蔡先生的著作，组织编委会负责编辑出版；三、请中央考虑，将蔡先生的遗骨运回内地安葬。

陈翰笙、王昆仑、萨空了、潘菽、叶圣陶发言，都同意许老的意见。萨空了说，1940年蔡元培先生病逝在香港，安葬在华人公墓，墓碑是张一麐先生写的。

叶圣陶先生说，蔡先生最早的文章见于新潮社编辑出版的蔡孑民先生言行录，都是从教育观点来写的，很了不起。蔡先生到北大二三年的功夫，就把一个乱糟糟的北京大学，整顿成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北大，很了不起。我当时在预科当讲师，和他接触不多。希望邀请几位同学，回忆一下，写出这方面的文章。当时北大，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唱对台戏，兼容并包，这篇文章可以叫做“蔡先生的……北大”。

王昆仑发言中的一段话十分精彩。他说，蔡元培先生的基本精神，不到北大是不了解的。当时北大的学生中，一部分拥护蔡先生，一部分反对他，我在北大的六年间看得很清楚。蔡先生“兼容并蓄”，教员中有老先生辜鸿铭，留着长辫子，戴瓜皮帽，穿长袍。记得有一天，我见到辜先生在前边走，后面有两位外国女教师叽里咕噜在讲英语，她们以为辜先生不懂呢。快到红楼门口台阶时，辜先生回过头来，冲着两位女教师用英语讲:你们还没有说完嘛！然后又讲了一大串希腊语，两位女教师不懂，弄得很窘。辜先生精通多种外语，他是老派。教师中还有像胡适那样的新派，当时红得很。蔡先生还聘请梁漱溟先生到北大任教。当时梁漱溟先生正准备去衡山当和尚，蔡先生写信给他，劝他晚去几天，先到北大讲佛学。他到了北大，一看讲佛学不行，没人听，就教“中西文化及其哲学”。我在文学院选修文字学，教文字学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钱玄同，一位是黄侃，我选了钱玄同的课。一天，我在课堂里听钱玄同的课，不料对面教室里黄侃讲课却骂起钱玄同来，钱玄同听了也满不在乎，照样讲他的课。这反映当时北大是百家争鸣的，是民主的。

会议主持人胡愈之最后提议，根据今天大家的意见和建议，请政协给党中央写个报告，反映大家的要求:一、明年3月5日举行纪念会请宋庆龄副委员长主持；二、组织编委会，负责编辑出版蔡先生的著作；三、请中央考虑，将蔡先生的遗骨运回内地安葬。

二

党中央十分重视政协的意见。

1980年3月，在北京隆重举行蔡元培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宋庆龄副委员长主持了纪念大会，许德珩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许老感到，能够和宋庆龄共同纪念蔡元培先生，这是十分荣幸而有意义的。同时，在北京大学和香港，也举办了纪念蔡元培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的活动。

为了联合国内外蔡元培研究工作者开展研究活动并推动学术交流，1986年4月10日，经国家教委批准，由许德珩、陆定一、叶圣陶等人发起的中国蔡元培研究会在北京大学宣告成立。丁石孙是首任研究会会长，许智宏校长是现任研究会会长。研究会坚持不懈地工作，在广泛宣传、深入研究蔡元培及其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搜集整理大量文献资料为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研究机构的组织则有利于促进学者间的学术交流，推动和帮助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这里我想特别介绍一下1997年中国蔡元培研究会出版《蔡元培全集》的情况。这是因为《蔡元培全集》的编辑工作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王世儒先生是我在北大的同事，他十分热心地参与和组织了这项工作，全集出版后，并送给了我一套作为纪念。

蔡元培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革命家。我作为曾经在北大学习和工作过的一员，在思想上感情上对蔡先生都是十分崇敬并以他而引以自豪。他的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他的开明的领导风格开创了一代新的学风，他的高尚人格，宽容而恬淡心怀，都备受各界人士的景仰，令无数后人所折服。蔡先生一生留下的文字著作极为丰富。海内外学者对蔡元培先生的生平、思想及其教育社会实践一直十分关注，学术研究层出不穷，成果也极为可观。

对于蔡元培先生著述及言论的整理始于五四运动时期。1920年，由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发起的新潮社编印了上下两册《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其中收录了清末民初以来先生的重要演说、文章、部分专著，以及由蔡先生口述、黄世晖笔录的《传略》。1931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了《蔡元培言行录》，汇集了上世纪20年代以来报纸上刊载的一些蔡先生的言论。1959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了《蔡元培选集》一册，选集的文章以教育方面为主。1968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孙常炜编辑的《蔡元培先生全集》，其中大量辑录了蔡先生的著述、论文、演说、序跋及信函，并附有部分研究和回忆文章。80年代以后，一大批论著、全集在大陆学界问世，其内容以高平叔整理编辑的蔡先生遗稿为主。如中华书局出版的《蔡元培全集》一至八卷，人民教育出版社、河北科技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分别出版一些文选和论著，这些论著按哲学、政治、语言及文学、科学与技术、教育、美育、史学分类刊行。1995年，台湾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一套《蔡元培文集》，共14卷，按自传、教育、美育、哲学、政治与经济、史学与民族学、语言文学、科学技术、书信、日记分类。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经过两年的编辑整理，于1997年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蔡元培全集》(共18卷、900万字)和两卷的《蔡元培书信集》。出版全集的意义在于:“1998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蔡元培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又恰是经他革新而获得伟大进步的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浙江教育出版社推出一套由蔡元培研究会主编的大型增订注释本《蔡元培全集》，贡献给学术界与广大读者，这无疑是对这位哲人的最好纪念。”全集按著述、译著、函电和日记分类，并依时间顺序进行编辑，这是迄今为止收录蔡元培先生文章最为完整的一部全集，是研究蔡元培先生思想的基本材料。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主持编辑的、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蔡元培全集》，集内地“中华”版、台北“锦绣”版之大成而又有创新、发展。这是20世纪我国学术界的一件盛事。蔡元培先生的道德、文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这一全集本，较之前的版本有着以下几方面的特点:第一，补上1000余篇前所未收的佚文；第二，蔡先生的日记、信札等大量珍贵资料，这次一并编入《全集》；第三，蔡先生学识渊博，遣字用词常含古文，暗引典故，不加注释，难解其意，此次详加注释，对研究者也是十分有益的。参与编注的高平叔、梁柱、肖超然、张万仓、王世儒等诸位教授，他们为此付出了大量的精力；第四，这套多卷本的《全集》印刷精美，从用纸到装帧，都是一流的，不仅有利阅读，而且有利保存。

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又翻印了一批蔡先生的著述，如《中国伦理学史》、《蔡孑民先生言行录》、《蔡元培自述》等。应该说，对于蔡元培先生著作文稿的编辑出版是取得了重大成果。

至于蔡元培先生的遗骨，一直没有搬迁，至今仍然安葬在香港仔山巅华人公墓，墓地保存完好。我个人认为，香港已经回归祖国，蔡元培先生虽然安葬在香港，但是他的遗骨已经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而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张永年同志保存的这份记录也已整整三十年。当年参加会议的政协知识界前辈们大多已经作古，但是他们提出的意见建议如今都如愿实现。这说明，人民政协在恢复我国历史人物应有的历史地位方面，是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这份珍贵的会议记录，也如愿完成了它所承载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