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即将迎来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纪念日。从本质上说，五四运动是思想上的辛亥革命。纪念五四运动于国家、于青年的重要性在于继承和发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五四精神。在国家危亡的关头，五四青年挺身而出，大胆地冲破孔学儒教的束缚，率先点燃民主、科学之火，勇开思想解放的先河。我的祖父许德珩是当年那些热血青年当中的一员。在与祖父共同生活的三十年中，我曾经千百次地聆听他老人家讲述五四运动的经历，曾经有幸瞻仰过他五四运动战友的风采。今天，我讲述几件关于祖父的故事，讲述我心目当中的祖父。

一、祖父是位苟利国家，生死与之的人。

5月3日的深夜，北京大学西斋宿舍的窗户里仍跳跃着微弱的烛光。烛光下，祖父把他仅有的一床白色床单撕成一条一条的，用来书写标语，为第二天的游行做准备。祖父告诉我，1916年3月，他的父亲突然病故，他失去了生活来源，无法继续在北大读书。幸有蔡元培校长援之与手，给了他一份课余翻译《蒙古史》的工作，每个月有十块大洋的收入，他的学业才得以继续。对于那些富豪出身的同学来说，这十块大洋仅够他们应付一两天的开销，而对于祖父来说，这十块大洋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他在校门外面简陋的饭铺里面与工人一起吃火烧、素面，每个月节省五块大洋寄给他的母亲。他告诉我，他只有一条床单，睡觉时一半用来铺一半来铺盖。为了救国，他可以舍弃自己的一切。5月4日中午，全市三千余大学和中学的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大会宣读了同学们委托我祖父起草的《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他在宣言中呐喊：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河山，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集会后，他们列队来到东交民巷，准备向外国驻华使馆递交《陈词》。但是，同学们被中外军警阻挡在使馆区以外，交涉了两个多小时，仍无法进入。后来，大家推举我祖父等四名学生作为代表向美国使馆递交了《陈词》。面对中国人不能进入中国土地的现实，同学们义愤填膺。大家决定到位于东单牌楼附近的交通总长曹汝林家找卖国贼算账。来到曹宅，看到大门紧闭，一些同学搭人梯钻窗进入曹宅。他们打开大门，同学们一拥而入。同学们看到曹宅奢华的陈设十分气愤，用火柴点燃了曹汝林卧室的罗帐，赵家楼之火随之熊熊燃起。不久，大批军警蜂拥而至，同学们知道闯祸，纷纷逃离现场。祖父招呼大家集合起来，排队一起走，这样军警也奈何他们不得。但是，当时秩序混乱，没有人听他的指挥。祖父与几名走在后面的同学被军警逮捕了。军警把他与易克嶷同学分别被绑在一辆独轮手推车的两边，将他们推到京师警察厅关押起来。祖父第一次被这样非人地对待。他说在家乡时，农民把自己家里养的猪送到集市上去卖时，就是这样推去的。他认为他们会被枪毙，于是相互鼓励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五四运动成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对于五四运动的结果，祖父并不满意。1919年8月29日，他在致曾琦的信中说：这回运动，好时机，好事业，未从根本上着手去做，致无多大的印象于社会，甚为咎心。个人的学识不足，修养不到，以后当拼命从此处下手。1920年2月15日，祖父登上博尔多斯号法国邮船，走上了勤工俭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道路。

祖父告诉我，五四运动时期，他负责编辑的《国民》杂志曾以连载的形式刊登了李泽彰同学所译《共产党宣言》。胡适先生看到后问李：“你快毕业了，翻译《共产党宣言》你将来还做不做事？”李闻听后即停止发表《共产党宣言》。1957年初夏的一个傍晚，一家人坐在院子里乘凉，祖父老调重谈，把他在五四运动中的经历给大家又讲述了一遍。这一次，我的姑父邓稼先忍不住问他的岳父，您在蔡校长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读完了北大，还有两个月就毕业了。您这么干，就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吗？祖父的答案脱口而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年后，邓稼先受命担任国家原子弹工程的理论部主任，献身国防工业，英年早逝。他无愧于五四精神。

二、祖父是位不唯上，不唯书的人。

祖父告诉我，在他接触过的历史人物当中，他十分敬佩孙中山先生和蔡元培先生，因为孙先生是永远向前的人物；如果没有蔡先生在北大推行兼容并包的方针，就没有1919年的五四运动，他们是青年的表率。祖父十分景仰孙先生，但是并不盲目地崇拜，敢于在孙先生面前发表不同的看法。1919年8月，他与张国焘、刘清扬、康白情等全国学联的代表到孙先生在上海的寓所拜访孙先生，不想门卫对他们说，总统今天不会客。祖父对门卫说，我们来拜访革命的先行者，不是求见总统的。在客厅落座后，孙先生对于五四运动给予了肯定，他同时认为学生要掌握武器才能对付北京政府。他表示愿意向学生提供五百支枪，把学生武装起来。我祖父大胆地顶撞了孙先生，他认为五四运动之所以成功，在于全国各界的群众被学生发动起来了，而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的问题在于太倚重武装斗争，没有充分地发动民众。孙先生虚心地听取了我祖父的大胆直言后表示希望与学生合作，共同推翻北京政府。这次谈话令我祖父对于孙先生更加敬佩。在后来的一次集会上，有学生当面批评孙先生领导的革命不算彻底，孙先生对此报以掌声并恳切地说，我所领导的革命，倘早有你们这样的同志参加，定能得到成功。

李大钊先生和陈独秀先生被我祖父尊为五四青年的精神领袖。我祖父与陈先生之间曾经发生过一场误会。1917年1月，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聘请陈独秀先生与李大钊先生来校任教。文学院长陈独秀先生上任后开始整顿校风。他听说我祖父的班上有人经常旷课，由别人代为签到，感到十分气愤，决定给予处分。但是，他把应该受到处分的人误记到我祖父、俞平伯和杨振声三人身上。祖父告诉我，他这个穷学生，每天的课余时间里，不在教室看书就去图书馆看书，因为那里有碳火盆取暖，有油灯照明，他怎么会旷课呢？所以，当有同学到图书馆告诉他，学校的布告栏有处分你的牌子时，祖父不相信这是真的，但是他还是跑到布告栏前面看个究竟。他看到了处分他们三人的牌子和愁眉不展，束手无策的俞平伯、杨振声同学。祖父按捺不住地冲上去，把牌子从布告栏摘下来，摔到地上，处分牌被摔坏了。陈先生听说处分牌被学生摘下来摔坏了，以为有人阻碍他整顿纪律，遂命人再挂一块处分牌。祖父听说后又跑到布告栏前，再次把牌子从布告栏摘下来，摔到地上。他气愤地说，陈独秀，你出来，老子跟你拼命。陈先生不甘示弱，命人第三次挂处分牌。按照北大的校规，学生连续三次受到处分就要被开除学籍。事情传到蔡校长那里，他对陈先生说，这个学生敢于两次摔坏处分牌，其中一定有原因，我们是否先调查一下再处分他。经过调查，果然这三个学生是冤枉的，陈先生收回了成命。我相信，通过这件事，陈先生与我祖父这对性情刚烈的师生都从这件事情本身和蔡先生那里受到了教育。陈先生与我祖父在五四运动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19年10月，《国民》杂志社举行集会欢送我祖父赴法勤工俭学。陈独秀与李大钊先生莅临并发表讲话。陈独秀先生在讲话中对于五四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三、祖父是一位优秀的教师。

祖父最热爱的职业是教书。三十年代初，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登记表》时，他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一栏填写的是“劳动者教育”；在“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 一栏他填写的是“教书”。他总是对我说，既要教书，又要育人。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在于育人，他总是以他的气概、精神来影响青年。1927年1月，经蔡元培先生推荐，我祖父结束了七年的旅欧勤工俭学生活，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讲授社会学和社会主义史。他的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多。最后，学校将我祖父的课程安排在大礼堂讲授。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熊雄与我祖父是留法勤工俭学时期的朋友，他闻知我祖父在中山大学任教，遂请我祖父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在上海、广州发生国民党右派和军阀屠杀共产党人的政变之后，武汉成为了唯一的革命中心。祖父经香港来到武汉，继续利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和武汉第四中山大学的讲台传播社会主义知识。施复亮爷爷和夫人钟复光是我祖父、祖母的挚友，我家的常客。施奶奶当年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女学员，我曾多次听她讲述她们女生队学员听我祖父讲课时的情形，她说，在操场上，你公公站在桌子上用洪亮的声音给我们讲新的社会理论，同学们都爱听他讲课。1931年初，祖父到北京大学任教。九一八事变后，他经常到北平的各个大学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并因此而被当局逮捕，经宋庆龄、蔡元培等先生鼎力营救才得以被释放。段君毅爷爷曾经多次对我说，我们那个时候最爱听你爷爷讲演，因为他最敢讲话，他的讲演切中时弊，为青年人指引方向。在一二九的游行队伍中，同学们看到我的祖父祖母走在他们的行列当中，令他们深受鼓舞。师生一起迎着军警的大刀和高压水龙头昂首前进，身上的棉衣结了一层冰甲。在祖父去世前的那个春节，一二九时期的北京大学学生朱穆之、刘导生、顾大椿三位代表三十六位同学将祝贺我祖父百龄寿诞的贺信送到他的身边。他们在信中说：“在为中华民族求生图存，坎坷救国的道路上，我们共同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与领导，同时也感受到您的教诲与支持。我们能够或迟或早地跟着中国共产党，沿着一条正确的方向，寻求救国的真理，探索人生的真谛，而未后走上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各尽一份责任的道路上来，这与您还有其他几位老师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祖父以他的言行影响了几代青年的成长。1948年夏，北京大学在民主广场举行毕业生典礼大会。胡适校长发表讲话，他劝大家要多研究点问题、少谈些主义，要自我奋斗，争取做人上人。我祖父对同学们说：“你们走入社会后首先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间去，多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切不可做什么人上人，而应该立志做人中人。”一部分学生在祖父的影响下，先后参加了革命队伍。三十多年后，师生们相聚，共同回忆起这段往事，学生请老师为他们题字，我祖父写道“希望做社会主义的中坚分子，人民的勤务兵。”1979年4月，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前夕，北大中文系的一位女老师带着几位学生到家中采访我祖父。其中一位女学生跟我开玩笑说，我与你祖父是同学。我也开玩笑地向祖父报告说，这位同学说她是你的同学。祖父正在给大家讲述五四运动当天的经历，听到我的话以后，他很郑重地说，我能够有你们这样年轻有为的同学感到十分骄傲。一句玩笑话变成了祖父对于青年人的期望，令大家倍感肩负的责任重大，也可见青年人在他心中之重要。八十年代的一天，北京大学的学生找他探讨人生观问题。他讲述了五四青年的精神和他对于人生观的认识，勉励同学们要脚踏实地的多学习一些知识，不可急功近利。谈话结束后他为北京大学学生题写了“身无分文，心忧天下，面壁十年，志在救民。以此自励、奋斗终身”几个字。这是他对学生的嘱望，也是他一生的写照。祖父对于他一生所做的事情并不满足，晚年，他躺在病床上对我说，公公的一生，爱国有心，但无成就。

1948年，祖父在北京大学学生刊物上发表文章，纪念五四运动。他在文章中说：今日的中国青年，当然要并且已经跨越五四前进一步。我们不要追赶时代，为时代遗弃，而要把握时代，创造时代。是这样，今日纪念五四，才成为有意义的。1984年，我请在五四当天与我祖父同时被逮捕入狱的潘菽爷爷在我自制的五四运动六十五周年集邮纪念封上题词，潘爷爷深情地写到：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代有一代的机会。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次最好的历史机会，每个青年都要抓住这个大好机会有所作为，做出应有的贡献。前辈们的嘱托，殷殷切切，随时激励着我辈自强不息。在大浪淘沙的一百年中，很多青年曾投入到各个历史时期的运动中并光耀一时。后来，其中一部分人受到各种利益的影响、驱动变得不激进了，甚至走向了反面。只有那些视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高于自己生命的青年，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祖父在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祖父八十九岁高龄时接受他成为一名党员，是对他一生的追求的肯定。

北京大学是祖父迎接德先生、赛先生的地方，九三学社是祖父终身实践民主与科学的地方，这两个地方在他的心目中始终占有崇高的地位。在这两个地方，祖父以他亲身的经历，将五四青年对于民主科学思想的追求，对于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和把握时代、创造时代的精神传给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他无愧于母校对他的培养和教诲。五四精神将在北京大学的莘莘学子中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