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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断南天


忘友马雍教授生前常跟我聊天。马兄口才甚佳,嗓音洪亮。有次我恭维他的口才,他连忙说:“我的口才算什么!我看当今史学家中,没人能赶上原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谭其骧先生。我听过他的课,也听过他的学术演讲,条理分明,生动活泼。”

1955年秋至1964年春,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攻读,多次听过谭先生的讲话、报告、历史地理课,“四人帮”粉碎后,更过往从密,可以证实马雍兄盛赞谭先生的口才极佳,绝非虚誉。1958年“大跃进”时,谭先生是历史系系主任。当时很时髦的一件事,是学生给老师、系领导提意见。我所在年级二位未免过于天真的傻大姐,给谭先生提了一条意见:“我们毕业后,有可能去当中学教师。但系里从不开历史教学法这门课程,将来我们上不了讲台怎么办?”谭先生当众答道:“你们放心好了。我虽然没学过历史教学法,但教了几十年书,从来就没有被学生哄下台过!”我们听了都哈哈大笑,包括那二位学姐。我至今还记得1959年春谭先生在复旦工会礼堂,为全系师生作《论曹操》的学术演讲。谈到史料上记载曹操先后两次攻击徐州,杀人太多时,谭先生说:“固然‘多所残戮’、‘鸡犬亦尽’之类的记载,是形容词,难免夸大。就拿‘鸡犬亦尽’来说,总不会在一场大战后,打扫战场时,有人突然惊叫一声:呦,这里还有一只鸡呢!”全场立刻哄堂大笑。谭先生说:“尽管如此,《吴书》、《魏志》等史料记载曹操大量杀人,还是可信的。”历史地理学,用亡友谢天佑教授的话说,“是在典籍字缝里做文章的大学问”,颇费考证功夫,相当枯燥。但谭先生讲这门课时,从来不带讲稿,至多带几张卡片,各种地名的沿革,了如指掌,娓娓道来,谈笑风生,哪怕是炎夏,学生也没有一个打瞌睡的。

谭先生对受业弟子一向关怀备至。以不才而论,“文革”中,我遭受严重政治迫害,丧妻。平反后,谭先生及谭师母,曾为我介绍小名三妹者,秀丽端庄,后移民加拿大,此事才未成。他亲笔写信给社科院历史所领导尹达先生,鼎力推荐我,我得以调入历史所。1979年3月,谭先生进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住国务院二招,他给我来信,要我去看他和周谷城师,知我来京不久,路不熟,特地在信的背面,画了一张地图,告诉我怎么走,这让我感受到父爱一般的温暖。此信我至今仍珍藏着。

谭师(1911―1992)谢世十多年了。望断南天无觅处……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