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衍芬（1893.12.1-1979.2.9），物理学家、教育家、九三学社早期领导者。曾任重庆大学教务长、四川大学物理系主任，上世纪50年代任九三学社成都支社副主任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等职。

照片来源于1952年7月《西南区高等学校教职员履历表》

郑衍芬时任重庆大学理学院物理系教授（四川大学档案馆藏）

郑衍芬，号涵清，1893年12月1日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现属宁波市）。9岁丧母，因其父在邻县余姚工作，由长兄及叔母照顾。1905年入慈溪县中城小学读书，两年后升入慈湖中学。1910年转学到宁波中学。1913年春，入苏州江苏医专预科读书。因病休学半年后，于1914年春转到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毕业后回中城小学任教一年。

1915年郑衍芬考取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部，1919年毕业，成绩优秀而留校任助教，后升任讲师。1925年8月，到河南开封中州大学物理系任教员。1926年2月，回宁波省立第四中学任教员兼教务主任。

1926年8月至1929年7月，郑衍芬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员，当时物理系有教授梅贻琦（时任教务长）、叶企孙（1898.7-1977.1.13，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教育家）、吴有训（1897.4-1977.11.30，江西高安人，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55年学部委员）等，与赵忠尧（1902.6.27-1998.5.28，浙江诸暨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施汝为（1901.11-1983.1.8，物理学家，1955年学部委员）等同事。郑衍芬的主要工作是指导学生做光学实验，并和叶企孙合编《初等物理实验》，于1929年9月初出版，1930年后曾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公开出售。该书是为进入清华大学的学生补高中物理课而编写的教材，其“材料之选择分配力求实用与均匀，文字之确实明显，尤使读者易解其义”。书中共有40个实验，采用的仪器简单价廉，并可以自制；每个实验画有表格，供学生做实验后填入记录；还提出富有启发性的问题，供学生思考，并可在空白处书写答案。这一教材将实验讲义和实验报告结合在一起，很使读者方便实用。

1926年4月，清华大学物理系建系初期员工合影，摄于科学馆大门口

前排左起：郑衍芬、梅贻琦、叶企孙、贾连亨、萧文玉；

后排左起：施如为、阎裕昌、王平安、赵忠尧、王霖泽

（照片来自于阎裕昌烈士之孙阎禄德捐赠给清华大学档案馆的珍藏）

1929年8月至1934年7月，郑衍芬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初赴美国时得到了赵忠尧和胡刚复（1892.3.24-1966.2.19，江苏无锡人，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事业奠基人之一）的学费资助，1930年至1932年受到中美文化基金的补助，1933年春到1934年秋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的补助才得以完成学业。郑衍芬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厚靶产生的X射线的偏振》，其主要内容发表在1934年8月的《物理评论》上。他采用90°散射法和双金属（Nb和Mo、Rh和Pd、Ta和W）箔滤波器，对钨、铜、铝靶电压在20年至100千伏时产生的不同波长的X射线连续谱的偏振度进行了系统的测量和分析，进一步证实了前人关于连续谱偏振度随电压降低而增大和连续谱偏振度随波长减小而增大的关系。此外，还定量地证明：（1）从上述三种靶产生的连续谱外推到短波极限时，偏振度都接近100%；（2）波长一定时，低原子序数靶产生的X射线偏振度高。该文澄清了当时关于X射线偏振实验的一些分歧，对X射线谱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郑衍芬于1952年填写的《高等学校教师登记表》（四川大学档案馆藏）

在美留学期间，郑衍芬是筹建“中国铁社”的人员之一。据我国著名的化学家、教育家刘云浦（1902.7.31-1994.8.4，江苏人，天津大学化学系的创建者之一）的回忆，当时他们在美留学生得知日本帝国主义大势入侵，国内饱受战争蹂躏，华夏遍地疮痍，他们爱国救国激情群起，刘云浦、郑衍芬、丁绪宝（1894-1991，物理教育家，安徽阜阳人）、何增禄（1898.8.13-1979.5.12，物理学家、教育家）、吴学周（1902.9.20-1983.10.31，物理化学家，1955年学部委员，九三学社社员）、袁翰青（1905-1994，江苏通州人，有机化学家、化学史家和化学教育家，1955年学部委员，九三学社社员）、周同庆（1907.12-1989.2.13，江苏昆山人，物理学家，1955年学部委员，九三学社社员）等人筹建“中国铁社”，准备将为数不多的每月费用的1/3到1/2捐助并鼓励留学生，寄希望于他们学好本领、保家卫国。虽后来“中国铁社”因故未成立，但这些做法表现了他们强烈的爱国思想。

1934年8月至1935年7月，郑衍芬任浙江大学物理系副教授。1935年8月至1938年7月，郑衍芬在上海大同大学物理系任中英庚款讲座教授，兼系主任，同时兼同济大学物理系教授。根据山东大学物理学院院史记载，在此期间，受国立山东大学物理系主任王恒守先生（1902-1981，浙江海宁人，九三学社社员）之聘，郑衍芬和任之恭（1906-1995，美籍爱国物理学家）、王淦昌（1907.5-1998.12，九三社员，两弹元勋）、何增禄、李珩（1898.1-1989.8，成都人，天文学家）、方光圻（1898-1968，江苏人，物理学家、光学家）、吴敬寰等执教山东大学。

根据郑衍芬个人档案和赵忠尧的回忆录记载，郑衍芬是“长城牌”铅笔厂的创建者之一。在上海期间，郑、赵联合叶企孙、张大煜（1906.1-1989.2.20，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化学家）、施汝为、张季言（1897-1957）等发起创建长城铅笔厂，郑衍芬说“目的在提倡真正的国货”。据赵忠尧回忆，他们这些归国博士在大学里除科研教学外，日夜苦思焦虑，想找出一条立即可以生效的救国道路，诸如科学救国、平民教育、工业救国、实业救国等，多方考察后最终大家决定拿出自己工资的积余，并在朋友中征集了一些资金，开办铅笔厂。当时中国的工业极其落后，即使像铅笔这样简单的产品也需要从国外购入铅芯等半成品，然后在国内加工成成品。郑衍芬在1952年的个人档案中关于长城铅笔厂的记载是这样的：“我加入500元的股款，分两次缴纳。创设不久抗战起来了，上海沦陷，该厂未内迁，赖一部分同志勉强维持。抗日战争胜利后，略加扩充……”赵忠尧在《我的回忆》中写到：“解放后，这个厂改建成‘中国铅笔厂’，50年代，‘长城牌’铅笔改名为‘中华牌’，工厂也得到很大发展。这样，三十年代开始生产的‘长城牌’铅笔总算没有中途夭折。”

（郑衍芬1952年的个人档案关于长城铅笔厂的记载，四川大学档案馆藏）

长城铅笔厂的广告（图片来自于网络）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等学校纷纷内迁。郑衍芬于1938年8月作为中英庚款讲座教授到四川大学物理系任教，并兼任系主任两年。1938年12月，国民政府任命程天放（1899-1967）为四川大学校长。程天放虽担任过驻德国大使和安徽省教育厅厅长等职，但其素无业绩，遭到四川大学教授们及社会舆论的普遍反对。郑衍芬出于义愤，两次在朱光潜等教授发起的拒程宣言上签了名。后反程失败，1939年，程天放借疏散为名将四川大学搬到峨眉。1940年8月，郑衍芬辞去物理系主任职务，只任教授。

郑衍芬长期从事物理教学和高等学校教务管理工作，培养了一大批物理领域的科技人才和师资。从1938年8月踏足四川此后的41年间，他一直在四川省从事物理教学事业，对四川省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至1949年，郑衍芬任重庆大学物理系教授兼教务长，中国物理学会重庆地区负责人。1941年，重庆大学闹学潮赶走了校长，教育部任命张洪沅（1902-1992.12.28，成都人，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九三学社社员）为整理委员会主任，郑衍芬等4人为委员，半年后张洪沅被任命为校长，郑衍芬被任命为教务长。此时，校内斗争尖锐，关系复杂，但他公正廉洁，作风严谨，小心谨慎，把教学工作处理得有条不紊，还常协助总务部门做好工作，以便更好地稳定教学秩序。由于他在工作中能为他人着想，所以在重庆大学师生员工中很有威望。当时从南京内迁的国立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同在沙坪坝，两校物理系经常联合召开报告会和讨论会，由两校教授轮流主持，郑衍芬是组织者和积极参加者。

1948级重庆大学化学工程系师生合影，前排左五：郑衍芬，左四：张洪沅校长，三排左五：古大田（合影为九三川大二支社古大田教授所藏，其次女古吉群提供给四川大学档案馆珍藏）

郑衍芬是中国物理学会、重庆和成都的物理学会的奠基人。他在担任繁忙的重庆大学教务长的同时，热心中国物理学会诸多事宜。1941年至1943年他是物理学会12名理事之一，并且是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由于抗战期间内迁单位分散、交通不便，第10、11次年会分为6区进行。郑衍芬等4人是重庆区筹备会负责人。1942年12月20至21日，第10次中国物理学会年会的重庆区分会在重庆大学举行，郑衍芬担任会议主席。物理学家、教育家严济慈（1901.1.23-1996.11.2，九三学社社员）专程从昆明到重庆，和李珩联名在会上作了《二十年来中国物理学之进展及中国物理学会》的演讲，同时还举行了牛顿300年诞辰纪念会。1943年，昆明、重庆、西川三区按物理学会章程成立了分会，重庆分会干事为郑衍芬、施士元（1908.3-2007.9.28，物理学家）、周同庆。1943年11月28至29日在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召开了第11次年会重庆区分会，郑衍芬继续担任会议主席。1951年8月，郑衍芬在中国物理学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理事，回川后他积极组建了重庆和成都的物理学会，组织并开展活动。郑衍芬还是中国科学社成员，曾任《科学》杂志编委。

在重庆，当吴有训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时，郑衍芬于1942年8月至1945年7月兼任中央大学教授，于1945年8月至1946年7月又兼任中央大学校长秘书室主任。1946年中央大学从重庆迁回南京，吴有训曾邀郑衍芬东下，因重庆大学许多事务牵扯和重庆大学张洪沅校长的竭力挽留，他决定留下。在1946年8月至1947年7月仍兼任中央大学留渝办事处主任，处理中央大学未了事务。

郑衍芬在1946年9月至1949年7月，兼任内迁的测量学校、兵工学校、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和四川教育学院的物理教授，当时师资匮乏，哪里有需要他都尽力而为，为国家的物理教学和技能人才培养做出了贡献。

1949年上半年，重庆的白色恐怖严重。当重庆大学的张洪沅校长获悉有十几名进步学生上了“黑名单”时，悄悄告诉了郑衍芬。他听后立即去这些学生所在系的系主任家，请他们转告这些学生尽快离校躲避，没有一个学生被捕。

郑衍芬1952年个人档案的工作经历（四川大学档案馆藏）

1949年8月，郑衍芬应“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邀请，赴英、法、瑞士等国参观访问。郑衍芬在英国参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C．F．鲍威尔（Powell）的实验室后，认为用核乳胶进行核物理实验研究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在西南地区有条件开展。他先在教研室作“照相乳胶用于核子物理的概况”的报告。1957年又在全校科学讨论会物理分会上作“用照相乳胶研究介子的概况”的报告，并指导青年教师开展了一些初步工作。到了1970年代，他的学生、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物理教师参加了建设世界最高的西藏甘巴拉山宇宙线高山乳胶室，实验开展超高能核作用现象的研究，研究成果曾获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1949年，还在国外访问的郑衍芬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后，他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于1950年2月回国。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希望他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经重庆大学力争，他感到西南地区更需要他，仍回到重庆大学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教务长、物理系教授。

郑衍芬在1950年代初期参与代管和移送了新中国第一台进口电子显微镜。在2019年11月由中科院组织编写的《定格在记忆中的光辉70年，献给中国科学院70周年华诞》正式发布，其中《新中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运输纪实》一文中记录了郑衍芬代为保管和运输电镜的事情。文中提到的这台电镜购置于解放前，在经费异常紧张的情况下斥巨资购买，可见其贵重。这台电镜产自英国Metropolitan-Vickers，属于原重庆电波研究所。设备包装完整，存放在西南财经委员会。1950年12月，政务院决定将其交给中科院使用。1950年12月20日，中科院先与重庆大学物理系郑衍芬主任联系，委托他代为接收保管。郑衍芬曾致函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报告他所了解的该电镜产品信息，并告知电波研究所名叫孙文海的技术人员曾赴英国专门学习过该仪器，目前孙文海在北京，可就近联系。1951年3月21日，中科院院长办公会决定将这台电镜运到北京交给近代物理所、应用物理所管理。1951年4月30日，经过周密准备，载有珍贵电镜的民航专机由重庆飞抵北京，所有部件共装入18只木箱，另有1箱说明书及装箱清单，总重量2068公斤。在郑衍芬的一生中，也许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历史的纪实反映出了郑衍芬在业界的影响力和令人信服的人格魅力。

1950年至1952年这段时间，四川大学物理系有十几位教师应聘北上，因教师短缺，请求重庆大学支援。郑衍芬于1952年10月来到四川大学，他婉言谢绝一切行政职务，集中精力于教学和科研。他应邀参加全国有关教学会议，把会议精神带回，指导物理系的教学改革。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之后，郑衍芬参加了高等教育部制订物理系新教学计划的青岛会议，带回两种教学计划（甲类计划是高等教育部要求的，乙类计划是学校条件还不具备的过渡性计划）。他积极推进新教学计划的实施，使四川大学成为较早按高等教育部要求，系统开设4门基础理论物理课程的高校之一。他亲自讲授“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学”，从1953年起，连续讲授三年，在国内较早编写了这门课的讲义。

郑衍芬虽然很忙，仍承担近代物理、电磁理论、热学等课程的讲授。他还很关心中学物理教育。当时中学教材，特别是实验教材很缺，他将20年代末与叶企孙合编的《初等物理实验》第一版重印，以应当时的教学急需。

郑衍芬有渊博的学识，但仍虚心吸取各家所长，并运用自己在专业领域的人脉竭力为学校培养人才。他曾主动与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热力学统计物理研究开拓者王竹溪（1911.6.7-1983.1.30，湖北公安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九三学社社员）讨论热力学统计物理课的改革与提高问题，参考并在后来采用王竹溪的教材。他还派助教去北京大学向王竹溪请教，吸取他们的经验，同时搜集核物理学家卢鹤绂（1914.6.7-1997.2.13，中国科学院院士。九三学社社员）等其他专家所编写的讲义，集思广益进行教学指导，提高专业教学水平和质量。

郑衍芬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极为关心学生和青年教师的成长。传授知识毫无保留，解答问题十分耐心，诲人不倦，治学严谨，并以身作则。他不仅热心指导青年教师，还介绍他们去向他熟识的物理学前辈如王竹溪、王淦昌、何泽慧（1914.3-2011.6.20，女，苏州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严济慈、叶蕴理（1904-1984）、周世勋（1921-2002）等教授求教。

郑衍芬对教学认真负责，备课认真，讲稿写得工整仔细，并征询和记录学生的反映，每年都重写讲稿。在1956年12月对郑衍芬的个人调查档案中记录他“1952年院系调整到川大后，对工作一贯积极负责。一人开两个班的课，还出席指导实验，为学生写复习提纲，工作量很重仍任劳任怨，学生对他甚为尊重。”“晚上经常备课到12点，对新生事物的培养也有一定的认识。”虽然社会活动和教学行政工作较多，但每次备课绝不马虎。每天工作到深夜，甚至在身体不适时也坚持按时上课。

郑衍芬是九三学社成都组织的早期领导者。1951年9月，郑衍芬在重庆大学时经谢立惠（1907-1997）教授介绍加入了九三学社。1952年院系大调整时期重庆部分九三社员调到了成都和泸州化学工业学校，当时九三社员分散在好几个高校和其他单位，于1953年1月9日正式成立九三学社重庆分社成都小组，以郑衍芬、冯继志（女）为召集人。1954年9月12日，九三学社成都分社筹委会成立，柯召（1910.4.12-2002.11.8，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大学原校长）任主任委员，文藻青、郑衍芬任副主任委员。1955年11月，九三学社成都分社选举郑衍芬、童舒培等为出席九三学社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1956年2月9日至2月16日，郑衍芬当选为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56年5月的九三学社成都分社第一届委员会，1958年10月的九三学社成都分社第二届委员会，1962年1月的九三学社成都分社第三届委员会，郑衍芬都当选为副主任委员。1958年12月，再次当选为九三学社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1957年11月对郑衍芬的个人调查档案中是这样记述他的九三社务工作的：“郑是成都市九三学社副主任委员，对社里的工作比较热心，特别是关心发展组织……比较重视和热心社会活动，只要与其教课不冲突，总是乐意参加。”

1956年九三学社成都分社第一届社员大会合影

（前排左一为郑衍芬、左五为徐僖）

郑衍芬在物理学界的声望高，四川大学领导于1959年再次请他担任物理系系主任。1962年为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加重了郑衍芬系主任工作的担子。当时物理系学生近千人，教职员200多人，10个教研组，5个专门组，郑衍芬工作上有条不紊，一丝不苟，以提高教学质量为核心，整顿教学秩序，处理问题既稳妥又及时。他经常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深受大家的尊重。

1964年，四川大学的“四清”运动以物理系为重点，批判业务较强的教师。但郑衍芬作为系主任还常在会上讲专业知识重要，业务能力强的人才难得，对他们进行适当的保护。

郑衍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很大的冲击，有留美访英经历，甚至被错认为是国民党要员郑彦棻。他本人被监管，还曾被迫把家搬到条件很差的一间房中。1976年后落实了政策得到平反。他继续担任原四川大学物理系主任，虽因年迈体弱未参与具体工作，但非常关心师生的情况。

1957年，郑衍芬档案中的照片（四川大学档案馆藏）

1978年，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拨乱反正。1978年4月12日，九三学社成都分社成立临时领导小组，四川大学的柯召（组长）、郑衍芬、徐僖、王永贵和西南研究设计院的徐尚志5人组成领导小组。在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的帮助和支持下，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对在运动中受到批斗和审查的社员，逐一落实，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和身份，并做到妥善安置。郑衍芬他们对九三学社成都分社的组织恢复、分社重兴、社员的思想建设等多方位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无私贡献。

郑衍芬除了承担繁重的高校管理、教学科研、九三学社的领导等工作外，还积极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责工作。1959年、1963年、1966年，当选为第三、四、五届成都市政协副主席。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四川省人大代表。1956年、1958年，当选为第二、三届成都市人大常委。1958年、1963年，当选为第二、三届四川省人大常委。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79年2月9日，郑衍芬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

参考资料：1.《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物理学卷一，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91-97页，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沈克琦主编。作者：周仲璧、吴自勤

2.百度百科词条《郑衍芬》

3.四川大学郑衍芬个人档案

4.《化学系第一位毕业生——刘云浦》，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2011年

5.清华大学物理系历史，清华大学官网

6.重庆大学物理学院简介，重庆大学官网

7.百度词条《丁绪宝》

8.山东大学物理学院简介，山东大学官网

9.《赵忠尧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赵忠尧：我的回忆》，1992年

10.《中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之谜》，中科院高能所，胡升华，2020年

本稿为九三学社成都市委课题《社史研究：九三学社四川大学先贤》（九三蓉发【2022】30号）

本稿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精神传承弘扬计划”资助 作者覃建军

2021年档案和校史研究专项重点项目资助（课题编号：daxs202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