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出生于书香世家。外祖父曾东渡扶桑学工，父亲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毕业于南洋公学（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抗日战争时，日本军队占领了上海，王选的父亲交给王选一份画报，上面印着中国军人和中国国旗，父亲要王选将它保存下来，直到抗战胜利，这是王选接受的第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王选的家庭对王选的影响很大，慈母、严父、和蔼的兄弟姐妹，为他的成长提供了健康和谐的环境。
小学时代的王选一直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功课好，品德好，是老师和同学一致公认的。小学毕业时，他的成绩名列班上第二。说他品德好，是班上同学一致认可的。他的家庭经济条件不差，但是，他的衣着非常朴素，干干净净的布衣布鞋，从不乱花钱。王选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并不是个“木头人”、“书呆子”。他的兴趣爱好非常全面，踢球、打乒乓、打弹子、踢毽子，还会唱京戏，说他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好学生一点不为过。
1947年，国共形势非常紧张，学生运动高涨，“反饥饿、反内战”的呼声一天高过一天。当时的交通大学是“民主堡垒”，影响极大。记得那年6月的一天下午，交大的同学们高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大红横幅，高呼口号要冲出校门（华山路1954号大门），而国民党飞行堡垒的警察却围住大门，双方对峙在校门口。在华山路（现在的淮海西路口）的一个茶馆里，我们这些小学生、中学生都聚在一起，大都是背着学校、家庭偷偷溜出来的，大家很激动也很兴奋。当时，我们这些学生的思想认识很模糊，因为我们受到政府的正面教育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政府宣扬，要领导国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按建国大纲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而现实中老百姓生活贫穷、民不聊生，官员又贪污腐败，特务警察对民主运动更是血腥镇压，还要打内战。正面的宣传和反面的现实叠加在一起，对于只有六年级的我们而言，很难分清是与非。虽然心怀惶惑，但我们还是站在大学生一面，因为他们代表进步，代表民主，反对独裁专制。当时在现场，同学们没有注意到王选，第二天在学校，他和大家偷偷谈起昨天的事情，才知道他也去了。
王选自小是家里的好孩子，学校的好学生，尊敬师长，与同学和睦相处。当时，我们同学之间的关系和现在的有点不同，也许现在的竞争太激烈了，所以人与人交往往往会有所防备。记得当年，我们同在一处学习，同在一处讨论，没有隔阂与顾虑。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证明毕达哥拉斯定理，王选在传统的证明法之外另辟蹊径，找到一种新方法，他高兴地告诉同学们，和大家分享这份喜悦。
王选是一个讲实话、讲真话的人。高中时期，他是数学课代表，我是物理课代表。我在学习的时候，爱看国外资料，也喜欢用外语做习题，当时他认为我“崇洋”。几十年过去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又相遇了，他很直率地对我说：“我在‘文化大革命’时，也被扣上了偷听敌台的帽子！我为什么要听？是为了掌握国外的资料，那是为了工作啊！那时候我想起了你。学习外语却不能用，怎么学得好，学了又能干什么！”王选就是这样一个讲实话、讲真话的人。
从去年2月到今天，屈指算来，王选去世有一年了。但是他的身影一直在我的心中。回忆我们的学生时代，“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如今天隔一方，怎叫人不唏嘘？王选如何在计算机上获得突破，在汉字激光照排方面取得成就，我所知并不多。因为高中毕业，他去了北京大学，我进了上海交通大学，而且专业也不相同。但是，我相信他所说的一句话，“我们这些同学，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一有条件，就能生根、开花、结果，开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王选和爱人陈堃銶是一对患难与共的夫妻，他们的事在同学之间传为佳话。王选因为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不幸患上了重病，陈堃銶和他并肩作战，当王选生病在床、最困难的时候，把他从上海接回北大，并和他成婚。每天，陈堃銶都要从楼下提来清水，把污水拎下楼倒掉，在生活上对王选更是百般照顾。王选因为“偷听敌台”被送进学习班，陈堃銶站出来为他辩解：“什么叫偷听？听外语广播是工作需要！”这在那个时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当王选感到孤独无助的时候，陈堃銶总是给他温暖，给他力量，在生活上、在政治上、在工作上尽力地给他支持。
上世纪80年代初，陈堃銶也病倒了，便血、呕吐，医生诊断为直肠癌！这对于王选来说，真是个晴天霹雳。王选痛苦地说：“做我的妻子实在太苦太累了！”手术后，医生告诉他，陈堃銶太虚弱了，连她身上的癌细胞都营养不良，失去了扩散的野心。癌症终于没有转移，王选悬着的心放下了。康复期间，王选为了照顾好陈堃銶，成了真正的“买汰烧”，他下厨为她烹调，为她送饭送菜。相互扶持、相互依靠，这一对相濡以沫的模范夫妻就这样伴随了几十年。
2005年11月，我去北京参加国际再生能源会议，趁此机会和北京的同学去王选家看望他，并一同合影留念，想不到这竟成了我们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