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科学精神注入我们的文化” 专题研讨会2月29日在九三学社中央机关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王志珍，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冯培恩，九三学社中央院士委员会主任王志新，科学界、社科人文界秦伯益、叶铭汉、资中筠、梁晓声、孙小礼、倪正茂、钱学敏、王渝生、郭曰方等30多位学者参加了专题研讨。研讨会由民主与科学杂志社主办。
研讨会的主题是“将科学精神注入我们的文化”，这是钱学森、袁翰青等老一辈科学家在80年代倡导的，在今天仍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
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新时期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任务，特别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如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们当前的社会文化存在哪些问题，科学界在文化建设中应起到什么作用，自然科学界和社会人文科学界如何形成合力，是与会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志珍在致辞中说：科学精神源于人类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形成的理性思维与实证传统。它随着科学实践而不断丰富、升华与传播，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价值和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科学在历史上曾多次引导人类摆脱愚昧、迷信、教条的束缚，极大地推动了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为中国文化注入科学精神要素，开启了中华民族从科学启蒙到科教兴国的奋斗历程。科学精神作为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先进文化，更具有广泛的社会文化价值。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诫我们，为了我们的经济现代化进程不再停顿、不再偏向，为了我们民族更加健康的发展，我们惟有在民族文化中注入科学精神，实现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建构理性的新世纪中国文化。
当前，我国社会正在经历着极为深刻的社会转型和变革，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和人的关系以及价值观念在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转型不仅会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也一定会在思想领域出现新情况、新问题。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浮躁和急功近利，低俗文化、拜金主义，甚至封建愚昧等等真不是稀有现象，人们为之忧虑。而科学精神的缺失正是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王志珍说，我对科学精神的直觉就是实事求是，不附庸、不屈服于科学以外的什么东西，坚持科学实验显示给你的客观结果，坚持历史和现实告诉你的事实。必须建立氛围和机制使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地发表各种意见，讨论、辩论问题，真理越辩越清。其实这也是民主与科学的问题，正是我们九三学社的思想基石和大力弘扬的精神。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需要物质的现代化，更需要实现人的现代化，首先要实现人的精神、文化的现代化。这是我们今天社会转型时期的紧迫任务。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都是人类实践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面向未来的先进文化应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高度融通。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冯培恩建议将“科学精神注入我们的文化”改为“科学精神融入我们的文化”，这样更切合实际，更符合客观规律，更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与会学者就科学精神在转型时期的文化建设中的意义和作用进行了深入讨论：
什么是科学精神？有学者谈到，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认为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独创性，有条理的怀疑主义。还有学者归纳为：求实精神、创新精神、分析精神、质疑精神、协作精神等。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的话更为精辟：“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在发言中说，现在一些庸俗的、媚俗的、低俗的、恶俗的文化作品充斥市场，低俗的东西可以忽悠一时，赚些钱，但最终是遗臭若干年。能够流传后世的作品，都是有利于社会进步，有利于人民追求真善美的人生真谛的。他认为，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信息业等都应该产业化，而科教文卫领域是不能笼统提产业化的。文化事业是根，文化产业是叶，根深才能叶茂，否则是无本之木。文化事业是源，文化产业是流，源远才能流长，否则是无源之水。文化是软实力，如水之柔。但她又是最有力量的，她是一切硬实力的根基。因为她决定着国民素质、道德风尚、社会诚信，政治信仰，直至国家命运。
中国工程院院士叶铭汉希望在文化建设中要认真反思我们走过的道路和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资中筠在发言中以方孝孺和布鲁诺之死举例：“方孝孺和布鲁诺都是铮铮铁汉，为捍卫自己认定的‘死理’宁死不屈。但是他们各自捍卫的‘道’和‘理’却有天壤之别。对哥白尼、布鲁诺、伽里略来说，地球就是围着太阳转，这是他们已经发现且坚信不疑的事实，这就是科学；而方孝孺维护的是谁该当皇帝，这并非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 她认为，古代欧洲哲人着迷于探索自然和宇宙的奥秘，不惜为与人间利害无关的真知而献身，我们缺的就是这种求真知的品格。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钱学敏回顾了钱学森生前关于科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论述，她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科学精神‘注入’我们的文化。 “注入”科学的求实精神。这就是说要注重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诚实守信，反对空谈和弄虚作假、反对封建迷信。这也是文化建设的道德底线，否则一切都是“假、大、空”，社会主义建设就成了空中楼阁。“注入”科学的民主精神。这意味着要允许自由探索，各个学派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对不同意见要采取包容的态度，不迷信学术权威，但也要有虚心学习、知错就改的胸怀和诚意。文化艺术作品的好坏评论，不能以领导说了算，或文化艺术的学术权威说了算，要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兴趣爱好和诉求。允许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注入”科学的创新精神。正如钱学森说：“我们应该自觉地去研究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的规律。不但研究规律，而且应该能动地去寻找还有什么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可以为文学艺术所利用，使科学技术为创造社会主义文艺服务。我们也要在这个领域走到世界前列。”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梁晓声说，世界上看一个国家的文化，主要是看这个国家的当下文化是怎么反映社会现实的，没有真正具有思想的文化，既使财大气粗，也难以真正获得尊重。没有表现思想力的知识分子是很难被国内外同行看得起的。丧失思想力的文化，不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上海政法大学教授、九三学社中央原政法委员会主任倪正茂认为，扬弃是文化发展的规律。有扬有弃，才有文化的健康发展；只扬不弃，文化成了一盘大杂烩；只弃不扬，则文化必被摧毁，文化的发展必然中断。遵循有扬有弃的辩证规律，把科学精神注入文化建设中，才有利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文化上的扬弃，必须贯彻科学的求实精神，必须始终实事求是。科学的求实精神，内含着实事求是的批判精神。因为求实，则必有所扬有所弃。有所弃，即须经由实事求是的批判而达成。在思想文化领域，无论是在这一个“极端”，或者跳到了另一个“极端”，都丧失了科学的求实精神，都是对科学的求实精神的背离。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王渝生说，《礼记•大学》中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人们往往说后半部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却遗忘了前半部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科学精神。在他看来，大无畏的科学精神我们古代就有之，只是没有很好的继承。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社会科学院以及“黄万里研究基金”的学者。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都是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面向未来的文化应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和融汇贯通。
与会科技界学者呼吁，我们首先要从科技界自身做起，净化学术风气，珍爱科学净土；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倡导高尚的人生观、价值观；提倡科学诚信，恪守学术道德规范，形成自省、自律机制，着力营造学术自由、科学批评的学术环境。（孙伟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