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社广东省委常委邱玫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代表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部分。各地区、各阶层、各民族都有适当比例的全国人大代表，有助于将各地方和群体的呼声反映上来，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健全的民众意见基础。如果代表名额分配不科学，就会导致民意失衡现象。过去，我国各级人大代表的分配主要是根据人口数予以确定。全国人大根据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户籍人口数确定各地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省人大根据各市的户籍人口数确定分配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省人大代表名额，等等。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我国人口向东部地区和大城市集中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以深圳为例，1996年，户籍人口仅有106万，包括户籍人口在内的常住人口490多万；2011年，户籍人口280多万，包括户籍人口在内的常住人口已经达到1030万。据了解，这种现象在许多计划单列市中也较为普遍。

我国大量外来常住人口中，绝大多数都不具有本地户籍，但是又与本地户籍人口共享一个城市的资源，并逐步融入本地文化，与本地户籍人口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关系。如果依然按照过去分配代表的办法，就会产生如下几个方面的弊端：

第一，以外来人口为主的大城市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严重不足，不足以反映各阶层、各行各业的呼声。以深圳为例，目前仅有全国人大代表名额4名，加上省直安排的2个名额，实际名额为6名。尽管6名代表都是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依然难以足够体现深圳特色。以高新技术、金融、现代物流和文化产业为四大支柱产业，以生物技术、通讯电子、服装珠宝聚集闻名于世的深圳，因为名额缺乏，在这些领域里无法选拔人大代表。

第二，选举法修改后，农村和城市人口按照1比1的比例分配人大代表名额，这对提高我国人权状况大有裨益，但是同时带来另外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由于农村的社会和产业结构较为单一，除非在选拔时采取变通的做法，否则选拔出的全国人大代表缺乏广泛性；其二，由于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在城市打工、生活甚至安家，我国许多地方农村已经呈现空心化的格局（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我国2010年农民工总量已经达到2.42亿，占农民人口的四分之一，这还是保守估计）。如果依然按照户籍人口分配代表名额，这些迁往城市的农民不纳入该城市的代表名额计算，在全国人大也缺少代言人（外来人口大省的广东也仅选拔了一个外来工全国人大代表），他们离开的原籍却将他们纳入了代表名额计算（实际上这批人又享受不到选举权的便利），这样一种平等实际上导致了选举权的不平等。

修改后的选举法第十六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数，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数相同的原则，以及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代表的要求进行分配。我们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向各省具体分配代表名额时，要充分考虑到各省外来人口的状况，代表名额要向外来人口较多的省倾斜。像深圳这些计划单列市更是外来人口较为集中的城市，而且庞大的外来人口中不全是农民工，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高科技、文化和管理工作者，参政议政积极性很高。建议全国人大增加计划单列市的代表名额，并将这些市的名额单列，一起下发到各省予以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