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下发了八个“一号文件”，出台了一系列直接有效的强农惠农政策。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从2004年的2626亿元快速增加到2011年的1万亿元左右，年均递增21%。由此伴随的是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半个世纪以来首次实现连续8年增产，农民收入实现连续八年较快增长。正如上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所指，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三农”发展进入又一个“黄金期”。

国务院参事刘志仁就是其中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刘志仁，现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九三学社中央农林委员会主任。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农业研究，数十年来始终奔走田间地头，自称“干农活的研究员”。作为国务院参事的他，“不坐专车，坐出租车，因为坐出租车可以听到来自农村司机的真实声音，就是调研。”

目前“三农”发展的“黄金期”是否毫无瑕疵？未来农业发展是否还会一帆风顺？刘志仁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坦言，目前“三农”发展仍存在众多问题，所以需要中央“一号文件”统领重视，农民利益需要得到进一步保障。

对农业的忽视须以“一号文件”的形式警醒

南都：从2004年到2011年，为何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八年聚焦“三农”？

刘志仁：从国外经验看，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常常被边缘化，也就是牺牲农业、农村、农民利益以快速实现现代化。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增速越来越快，农业在G D P中的份额越来越小，而农村区域却极大，至今仍占我国总面积的85%，农民人口还是大头。

中国是人口大国、农业大国、农民大国，所以必须解决农民的问题，否则，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可能会实现，但却不会稳固。农业是基础。但目前已被很多人淡忘。最近一两年，中央越发感到农业的重要。在经济转型、金融危机等各种冲击下，社会问题很多、很尖锐，此时如果农产品供给出现问题，整个社会都会混乱。

南都：为什么通过“一号文件”这种形式呢？

刘志仁：如果不搞一号文件，就很容易出现错误导向，地方干部立即就会不重视农业。现在很多地方也已经把农业作为包袱，经济不断增长，而农业在G D P份额不断下降。

南都：近年来的“一号文件”和上世纪80年代的五个“一号文件”基调是否不同？

刘志仁：我认为，最近几年，各行各业用发展的成果掩盖改革滞后，这种现象越来越严峻。现在追求G D P、经济高速发展，并增加了投资量。但问题是，体制问题、机制问题、突出矛盾和深层次矛盾并没有解决。所以我认为，正确把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就是要加大改革力度，稳中求进，“进”就是改革。上世纪80年代的5个“一号文件”，是含智慧很高的文件。而现在则是含金量很高的文件，“金”即资金。实际上，加大投入不是改革，也代替不了改革。

南都：《农业十二五规划》提出，今后10年国家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投入将超过3万亿。农业科技也被预测为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为什么现在如此重视“农业科技”？

刘志仁：从农业角度讲，改革前我国是农业穷国，现在变成农业大国，但最终目标是农业强国。农业强，主要就强在科技上。但我国自然资源有限，如果按照目前传统技术继续使用，无法长期维持，必然产生恶性循环。所以必须加强科技。

今后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主要动力源于科技。科技还要和教育紧密联系，大量培养掌握先进技术的新兴农民。从粮食生产角度讲，达到11420亿斤，为历史最高。以后若要增加，在土地有限的角度讲，就要提高科技。其次，食品安全需要科技保障。如果科技手段进一步提高，整个农产品质量安全比例还能大幅提高。通过科技，也可以稳住农产品价格，保障供应供给。同时，科技也能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科技必然会促进组织化，组织效应大，科技才能发挥最大效应。有利于统一品种、技术、管理及机械化等。可以说，重点发展农业科技，是加快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转型的必要过程。到2020年可能会取得预期效果。

南都：我国在此方面和发达国家是否存在差距？在农业生产力方面，中国这一农业大国目前在国际上还具备优势吗？

刘志仁：在发展中国家中，我国农业科技化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也有领先领域，比如杂交水稻。但总体还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农业科技进步率太低，只有50%多的贡献，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达到70%-80%。

物价上涨不能推卸于粮价，建议高速公路免费

南都：物价上涨是否也取决于粮价提高？

刘志仁：我国整个社会物价都在提升。过去有种观念认为，食品价格是各项价格的基础，物价指数高，必然引起通胀。我认为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农产品生产、流通、加工不是孤立的，受各方面影响，比如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等均提高，单纯压低农产品价格没有道理。

需要注意的是，农产品涨价并不是由于单纯的生产而出来的，从初级农产品到食品，链条太长，包括运输、加工、储运、流通等。在最终价格中，农民只能得到很少一部分。说明：第一，农民组织化太低，第二，流通体系并未形成，成本太高。导致目前是“两头叫、中间笑”，生产者、消费者抱怨，但中间流通环节获利。

南都：近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始终强调“菜篮子”问题，2011年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强调降低物流成本价格。

刘志仁：目前效果并不明显。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又发文件，又涉及鲜活农产品流通。目前流通业基本是中小企业，国家政策难以控制。我们正在研究，让农产品从田间直接到餐桌。比如目前的“农商对接”，经过我们农经界呼吁，门槛已经降低。一旦农民种植化水平提高后，加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模，这就成为可能。

2011年8月，国务院召开农产品流通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颁布的8项规定中，5项和我们调研有关：高速公路免费减费、绿色通道；关于农民组织建设，使农商对接更加顺畅；不要过高估计城市消费者收入，市场配置必须改变，要允许早市、夜市等自由市场存在；城市多建设公益性菜市场，在农产品供给中，政府应该真正服务社会，而不能完全用市场机制运转。

南都：目前物流的改善效果似乎不明显。

刘志仁：流通的管理体制不顺。目前是以商务部为主导，生产部门是农业部，而现在改革难的原因是因为部门利益越来越强。如果不下大决心改革，一旦部门利益更强，就更难以改革。同时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有时也冲突。

我认为，2012年中央应当采取强制措施，比如高速公路收费，我一直建议高速公路免费。但我也认为，中国很难建设成与国外持平的物流水平。因为中国农产品量大，商品化率太高，运距太长，这就加大了运输成本

南都：你怎么看待2012年的粮食生产形势？

刘志仁：从最近十年的走势看，国外对我国农业的影响越来越大。粮食作物进口，影响最大的是大豆。大豆大量进口，导致目前粮食自给率不足90%。可以说，大豆和榨油产业已经陷入危急境地。但目前国内食用油需求导致大豆还需进口。榨油话语权基本丧失，民族榨油厂基本倒闭。这就有个教训，招商引资太热，导致“引狼入室”。大豆就是很明显例子。中国是大豆原产国，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一直是纯出口国。但此后就纯进口，且每年大幅增加。除加入W TO原因外，还有就是我国大豆生产水平低。单产低、价格不合理，加上外来大豆价格优势，导致本国大豆生产节节败退。但由于国内食用油和豆制品需求存在，使得目前并不能停止大豆进口，也不能减少进口量，只能降低进口增幅。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在于农民组织

南都：为什么物价在涨、粮价在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幅呈正比吗？

刘志仁：判断中国农业成功与否，主要是两大因素，分别是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其中，粮食生产是稳定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棋子，就像军棋中的总司令。粮食生产量提高，农民收入就会提高。2012年，我预计农民收入可能会提高1000元，增幅要高于城镇居民，但还很难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南都：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呢？

刘志仁：我认为包括以下几方面：首先，提高粮价。尽管这会对城市消费者有影响，但受影响的主要是中低收入者，可以发挥政府对其补贴作用。对于政府补贴，应该在城市建立公益性的粮食供应点，比如超市或粮店。同时建立平民市场，对消费者设立门槛，比如发放粮食优惠券等。

同时，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比如土地等。增加补贴。我认为目前对农民补贴不够。补贴只解决了农民的小问题，而未解决大问题。国家要创造良好的外出打工环境。对农村社会的保障强度要不断加强，包括教育和医疗。

南都：近年来，国家采取很多措施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你对现状满意吗？

刘志仁：现在最重要的是，农民组织化程度很低。农村经济及政治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农民组织化。可以说，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不仅是克服经营面积小的有效途径，也是提高农民政治地位、收入和农产品质量水平的关键。

我国的现状是农民盲目生产，在物质化生产情况下，农民只能看市场而生产，致生产价格高的，供过于求，又造成价格下降。所以中国农产品价格将始终呈波浪形，不稳定。因为中国农区分布广泛，而农产品消费区距离遥远。所以要尽快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这是解决中国现在农业问题、建设新农村的瓶颈。

南都：怎么才能扩大农民组织化程度呢？是否也需要类似中央“一号文件”的纲领性文件来指导？

刘志仁：我此前建议，今后三农政策应该主要着眼于农村组织问题。因为农民组织化问题是我国目前的最大缺陷。30年来通过改革我们感到人民公社经营制度不符合中国的实情，把它抛弃了，这是对的。但是抛弃后，就需要有新的事物替代，但目前这个工作非常滞后。

现阶段要推行专业合作社，就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应该讲是最近十几年整个议论比较多的，在这个基础上，2007年国家通过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还面临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农民组织化覆盖面太小。

我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在于农民组织。目前上访和上诉，农民始终居高不下，说明其权益受到损害，正源于其没有自己的组织，政治上没有地位，所以一直处于弱势群体。我对日韩农协和台湾农会做过调研，结果表明，农民组织是稳定农村的重要因素。同时，2012年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5年，也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合作年。国际合作主要从农开始。因此，我想借此机会，再次呼吁加强农民组织化。只要解决了农民组织问题，其他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反对工商企业进村，警惕外企进村

南都：在2011年12月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明确提出不能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来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你怎么理解这个观点？

刘志仁：虽然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但农民权益保护也存在问题。城市工商企业进入农村，工商企业和村干部连成一体，强制性剥夺农民土地，即让农民上楼。

我认为，城镇化道路在中国进行了二三十年，每年一个百分点增长，但很多人认为是“伪城镇化”。我认为其中有个重要思路没有弄明白，即中国为什么要推进城镇化？为谁推进城镇化？我认为，中国要搞小城镇建设，主要是要解决农村问题，为谁？就是为农民。

南都：但现在很多农民已经“上楼”。

刘志仁：现在这种态势不能再持续，要及时刹车。已经进行了的地方，要继续安排后续工作，包括农民就业等。只要上了楼，生活水平下降、没有就业机会的，国家就应该承担起来。总理也说，“不能牺牲农民利益”。没有条件的地方，一定不能逼着农民上楼。

我认为，逼迫农民“上楼”，严重损害农民利益，大多和工商企业进入农业有关。工商企业进入农业，又成为新形势下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资本化农业，整个城市资本或企业资本进入农村，实行企业化经营，必然实行圈地。而我主张，要根据中国特点，坚持家庭经营方式，扩大农民合作，农民在经营基础上进行合作，政府支持合作组织，使其直接销售农产品。

但并非所有企业都不能进入农村。进入农村的企业可分三种，第一种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家要全力扶持。其次是工商企业进入农村，我持反对态度。2001年中央已经提出，不鼓励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到农村承包土地，但并没有禁止。2011年11月29日，国土资源部又发布文件，要严禁工商企业到农村圈地。第三，外企进入农村，要警惕。因为外企进入农村，去年产生了很严峻的现象，即粮食收购，中国政府难以对其进行宏观控制。国家规定了粮食最低收购价，但一些外资企业进入后，抬高粮食收购价，导致国企等收不到粮食。而外企收到粮食后，可以控制市场，从而使国家丧失话语权。所以，粮食收购门槛要提高。

南都：在现有土地资源紧张的形势下，企业进入农村能够被制止吗？

刘志仁：现在城市建设用地基本已经用完，必然要扩展到农村。未来肯定还会出现剥夺土地权的事件，但关键是，让农民满意，不是一时满意，而是一世满意。地方政府如果有这种观念，就好办。地方政府不能只追求当前利益，而要考虑地区长远发展。

南都：怎么才能让农民“一世满意”呢？难道要停止农村土地建设？

刘志仁：如何在保持18亿亩地的红线基础上，采取新的措施？当务之急是要整理恢复开垦面积。此次提出新“三农”，即“强农、惠农、富农”。“强农”就是强调硬件和投资方面，国家要进一步加强，强化农业基础，包括设施、水利建设；“惠农”是软件政策，通过强和惠，使得农民“富”。我认为，从传统“三农”到“新三农”，说明中央在国际国内复杂形势中，看到农业基础地位的重要性。因为2012年要“稳定”，稳定与否，关键在于“三农”。

南都：你第一次接受南都采访，对本报有什么期望？

刘志仁：我原来以为《南方都市报》是只为城市人群提供的报纸，但现在知道你们关心农村建设，我感到很欣慰。我希望读者更加关心三农，因为“三农”不仅事关城市人口的衣食住行乐，在城市的农民工可能更关心中央的三农政策和家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