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撷珍:“公共安全不仅包括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和居住安全，也包括交通安全、食品安全和医疗安全。必须把安全发展视为科学发展的基础、前提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各种公共安全事故在全国频发。公共安全不仅包括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和居住安全，也包括交通安全、食品安全和医疗安全。公共安全事故不仅造成无数的生命财产损失，而且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并挫伤人们实现科学发展的信心。

导致重特大公共安全事故的导火线各不相同，但其内因和根源则不外乎以下方面：

一是GDP崇拜成风，安全发展观念淡薄。不少地方官员在经济建设中急功近利，不顾质量和安全，一味猛追GDP，不少工程安全性评估草率了事，盲目上马。一些企业片面追求利润，偷工减料，超强度、超速度组织生产，不仅造成事故不断，还留下质量隐患。

二是公共安全投入不足，安全基础脆弱。发达国家安全投入一般占GDP的3.3％，而我国安全投入不到GDP的1％，以致我国救灾民用直升机数量甚至不及巴西的一个城市多。救灾设施和装备的落后不足导致高楼火灾中云梯够不着，水枪打不到，灭火直升机进不来。此外，因责任人为安全事故付出的代价过低，不少政府官员舍得花钱搞标志性工程，却舍不得花钱买安全，不少企业主舍得花钱搞扩大再生产，却舍不得花钱保障职工健康和安全。

三是公共安全立法滞后，安全管理体制不健全。作为公共安全方面“龙头法”和“兜底法”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只有一些原则性内容，可操作性不够强。而且该法立足于“应急”，忽略了重大公共安全责任事故可能引起的连锁危机、软性危机及无形危机。此外，现行应急管理体系涉及的政府职能部门和相关单位有40多个，由于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军地有别，在处理重大公共安全事故时难以迅速形成合力，影响了事故处理效果。

四是政府监管缺位，安全生产执法力度不足。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出于对本地区经济利益和自身政绩考虑，安全生产执法行动往往走过场，对违法生产和经营的行为打击不力，事故责任追究不坚决。少数重特大公共安全事故的背后，甚至有违规入股的官员心甘情愿地充当承包商和企业主的保护伞，让工人成了个人私利的牺牲品。

五是公共安全教育培训落后，社会化应急救援队伍发展缓慢。在我国，很多学校没有开设公共安全课程，社区的公共安全知识宣传又大多流于形式，企业也不重视对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此外，我国大部分城市没有建立社会化的应急救援队伍，应对公共安全事故只靠政府部门孤军奋战，常常顾此失彼，造成事故扩大。

为消除上述根源，遏制公共安全事故频发，特提下列建议：

第一，树立安全发展观念，改革政绩考核方式。要把加快建立健全公共安全保障体系列为“十二五”规划的重要任务之一，设置相应的约束性指标，编制具体细化的公共安全专项规划。国家应该明确规定，各地区在制定整体发展战略的同时必须编制公共安全专项规划，并把公共安全纳入官员政绩考核范围，对重特大公共安全事故发生地的主要领导要实行一票否决。

第二，加大公共安全投入，夯实安全基础。逐年增加公共安全支出在GDP中的比重，使其在“十二五”末达到2％。要加强公共安全领域的科技投入，在相关高校设立公共安全研究机构，评估各地发生公共安全事故的风险。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大公共安全事故预防和救援技术的投资立项，并通过财税优惠引导企业研发先进适用的事故预防和救援装备。

第三，加快公共安全立法，完善行政管理体制。要加快制定《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实施细则，尽快修订《安全生产法》、《劳动法》、《消防法》等法律，改革现行应急管理体制。建议中央成立“国务院应急管理委员会”，在省一级设置分支机构，以整合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力量，变专业分工管理为综合协同管理，统筹处理公共安全突发事件。

第四，强化安全生产执法，加大官员问责力度。各监管部门要实施安全生产惩罚联合机制，在对违法违规企业加大惩罚力度的同时，限制违法违规企业的项目核准、用地审批、证券融资等活动。要严查事故背后的官商勾结等违纪违法案件。发生重特大公共安全事故要追责有关地方和上级单位负责人。事发单位或地区的行政首长不论有无具体责任，都要求按国际惯例引咎辞职。

第五，加强公共安全宣传教育，建设社会化应急救援队伍。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和实际计算，安全宣传的投入产出比是1:5。因此，建议在各级学校设置公共安全课程，建立公共安全教育基地，加强应对公共安全事故的演练。地方政府要投资出力，组织建设一支由相关专家、社会公益人士、特别是高危行业技术骨干组成，“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社会化应急救援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