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环境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我国经济在继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很多问题。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领域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结构性问题严重。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我国经济主要依靠政府主导型的投资拉动,以年平均9.8%的速度增长,往往面临经济过热的潜在可能,对资源和优惠政策的依赖十分严重;现行政绩考核体系令政府职能迟迟难以转变,各级地方政府在相当程度上容忍了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存在;同时我国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问题依然形势严峻,收入分配公平程度还很低,难以充分发挥国内消费潜力,出口依赖严重,给生产方式转型,经济结构调整造成了困难。二是当期通胀成因复杂,对民生影响较大。短期来说通胀有诸多原因,如农产品价格上扬,要素价格上涨等;从长期来看,也是由于我国的货币政策自2003年来一直处于宽松甚至是超宽所致。我国过去十年的平均M2增长率超过了18%,大大超过GDP的增长率,2009年 M2与GDP的比值达到了1.8,2010年新增贷款7.95万亿。超量货币抬高了土地和房产等资产价格,令城市生活成本和商务成本上涨,驱动人工成本上涨,拉高了农产品流通成本。2010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8267亿元,比上年增长33.2%,楼市调控政策的效果仍有待进一步验证。从数据上看,2010年下半年CPI增幅较大,全年CPI大约在3.3%左右,高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约1.8%),但仍低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平均水平。通胀中农产品涨幅较大,资源价格调整后水、电、天然气价格有所上涨,住宅价格依然处于高位,居民收入增长乏力,导致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也造成了“什么东西都在涨价”的直观感受。三是经济高速增长和资产高价格,加剧了国外资本涌入,加重了通胀压力。有观点认为加息会引致热钱、认为“利率绑架汇率”,并不能令人完全信服,因为这种观点没有认识到当前引导游资的关键是资产泡沫和差价,而利息差是次要因素。2010年,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资金来源中外资为796亿元,增长了66.0%。经济的超速增长和国内的资产价格泡沫,加剧了热钱的涌入和经济的不稳定。
这些问题都是我国内部经济结构扭曲的表现,要保持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归根到底是打破固有经济增长至上的观念,深化各个领域的改革,进一步调整我国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快观念转变,正确看待经济增长,推动各项改革事业的发展。一是各级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目标时,可以考虑适当调低经济增长目标,着力改善经济结构,经济基础较好的东部地区应优先考虑调整收入和消费结构。二是完善资源品价格决定机制,推进资源税改革,让土地、矿产、淡水等重要资源确实反映供求关系、资源的稀缺程度和环境成本。三是进一步调整和改善收入分配结构,避免货币财富流向被扭曲。采取物价补贴等手段缓解高通胀对弱势群体的冲击;大幅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研究制定政策性指标,如将劳动者工资增长率、对低收入者的税收减免幅度等指标与GDP增长率、CPI等经济指标挂钩,设置如公民财富占国内总财富比例、公民持有流动性与国内流动性总量比例等相关指标;借鉴别国经验,制定和实施居民增收计划;推进和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土地流转和变现,稳定农民收入;拓展居民投资渠道,提高居民的股息、利息、红利等财产性收入。四是对垄断行业进行改革。适当放松电信、能源等基础产业和金融、出版等服务业以及部分城市公共事业的管制,通过竞争提高效率;加快建立自然垄断企业合理的成本核算、定价和收益分配机制;加快建立规范的国有企业经营利润的分红机制,国有股红利和股权转让取得的收入,通过再分配转变为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和用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补贴等。
第二,采取多种手段应对通货膨胀。一是要加强流动性管理。进一步深化我国的货币政策体系改革,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在进行货币总量调节的同时重视利率调节。由央行根据流动性充裕程度、企业利润、利率水平等因素,通盘调控银行贷款、银信合作产品、外币贷款、中期票据等信贷形式。设立相应指标区分不同规模和类型的企业,防止信贷控制加剧小企业融资困难。二是要继续警惕和防范资产价格泡沫,继续实施差别化房贷政策以应对房地产领域风险,适时通过利率等手段抑制投机,择机开征房产税。三是对于商品价格的调节充分利用市场手段,实行需求管理,必要时对关系老百姓衣食住行的关键性商品进行政策干预。四是考虑制定长期经济战略规划,规范地方投资行为,防止过度投资推高通胀水平。
第三,调整政府财税结构。一是要对政府财政支出进行调整,将政府支出集中于与地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基建、社保、教科文卫和信息服务等方面,将政府投资保持在合理水平,让民间资本有更大的投资空间。二是要进一步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降低服务业企业税负,厘清营业税征收方法,进一步从制度上解决货物与劳务税收政策不统一问题,逐步消除重复征税,促进服务业发展。三是要关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继续严格控制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规范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
第四,借助国际经济体系应对通胀。要进一步与其他国家扩大货币互换的范围和数量,发展人民币离岸货币中心;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从而增强我国货币体系的稳定性,以便更好的应对输入型通胀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