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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学社中央关于进一步推进川西北高原地区生态建设的建议


水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确保长江、黄河源头的水量水质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长期战略任务。川西北高原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南缘,是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是“中华水塔”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仅若尔盖湿地每年就向黄河注入占源头总流量30%的水流量;黄河流经若尔盖湿地雨季径流量增加29%,枯水季节径流量增加45%。川西北高原处于岷江上游,而岷江占长江水系水力资源蕴藏量的1/5,其生态地位与青海三江源同等重要,其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生态安全。同时,该地区既是我国第二大藏族聚居区和唯一的羌族聚居区,也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做好川西北高原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工作,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维护民族地区稳定团结和跨越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当前川西北高原地区生态环境恶化日趋严峻,主要表现在:一是湿地萎缩、退化现象严重。近20年来,若尔盖境内湖泊湿地已干涸了200多个,湿地面积萎缩超过60%。二是草原沙化现象加剧。阿坝州的退化草原面积已占可利用草原面积的53%,整个川西北地区已无一、二等草地,三等草地也仅占20%左右。大面积的沙趋地正以每年11.6%的速度向沙漠化过渡,该地区已成为我国土地沙化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三是生物多样性破坏程度不断加剧。近几十年来,川西北地区约5%的生物种类已经灭绝,约10-20%的种类也面临濒危境地。四是鼠害快速蔓延。2010年,川西北高原草地鼠害面积已达4377万亩,并以每年200万亩的速度蔓延。其中,石渠县的鼠害草地面积已占全县可利用草地的97.7%。五是地震地质灾害频发。汶川地震后,阿坝州新增地质灾害2万余处,其中重大地质灾害隐患2318处。六是工程性缺水严重。尽管阿坝州每年出境水量达440亿立方米,但由于川西北地区水利设施落后导致工程性缺水问题十分严重。据专家预测,若川西北高原生态环境持续恶化,20年后整个地区将成为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沙漠之一,不仅严重减少和破坏长江、黄河的水量和水质,威胁下游生态安全,引发的沙尘暴还将直接危害邻近的成都平原乃至整个西南地区。

川西北高原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是由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叠加产生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过度、不合理的利用。目前,依靠天然牧草的传统畜牧业仍然是川西北高原大部分地区的主要产业,随着人口和牲畜的日益增多,超载过牧成为生态环境破坏最主要的原因。2010年川西北草原平均超载率达46.2%,其中若尔盖县草场的超载率高达155%。同时,由于药物等自然资源丰富,不合理的采挖现象较严重,仅每年到红原、若尔盖等县草原采药的药民就达30万人次,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

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川西北高原部分地区属于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和自然保护区,以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为首要任务。然而,整个川西北高原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农牧民人均收入不到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60%,贫困发生率较高。目前,尽管国家启动了草原生态奖补机制、天保二期工程等,但奖补标准偏低,补偿范围偏小。以阿坝州为例,国家每年对禁牧草地每亩的生态奖补仅为可利用草地亩均年产值的1/4,每减少一个羊单位的奖补仅为内蒙的9%、西藏的3%。

为保护“中华水塔”,我国于2005年启动了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当前,该区域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有效控制,二期工程也已提上日程。川西北高原与青海三江源地区同为长江、黄河的水源地,同是我国最重要的生态功能区,但因行政区划的分割,导致给予两地的政策措施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应从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战略高度,统筹两地的生态保护和建设工作,促使川西北高原地区的生态保护、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与民族团结协调推进。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将川西北地区及其所属的甘孜、阿坝两个州,以及甘肃南部相关区域整体纳入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范围,给予与青海三江源同样的政策资金支持,积极构建跨行政区划的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及生态补偿机制,构筑长江、黄河上游坚实的完整的生态屏障。

二是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将川西北地区作为全国人工种草试验区,充分利用四川发展人工种草的有利条件,科学制定人工种草发展规划,加强技术服务体系建设,健全防疫减灾体系,并在甘孜、阿坝等地选择一些基础条件较好、干群积极性较高的牧区进行试点。

三是进一步加大补偿和政策扶持力度。将对“三农”的优惠政策扩展到“三牧”;加大对后续产业,尤其是高端生态产业、劳动密集性产业扶持力度;通过增加投入、政策扶持等多种途径,鼓励现代生态畜牧业发展。同时,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对牧民子女实行12年免费教育;在保护区内实施医疗保险全覆盖,提高医疗报销水平;建立保护区事业、低保、养老等保障制度。将保护区内的生态移民全面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

四是引入“协议保护”等新型生态保护模式,通过协议的方式,由相关部门将保护权交给承诺保护的牧民,从而确定国家和牧民之间的责、权、利。该模式在国际上有不少成熟先例,符合民众意愿,且政府投入不多、管理可行,保护工作易评估、可监督。通过“协议保护”模式,可以引导农牧民自觉参与保护工作,提高生态保护投入效率。

五是立项支持川西北高原地区高半山渠系、牧区水利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