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北京的天气格外冷。刺骨的寒气逼得路上的行人步履匆匆。12月24日一大早，上千名各界代表和群众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自发从各地赶到八宝山殡仪馆，与九三学社社员、我国著名速记学家、中国现代电脑速记奠基者，毕生从事中文速记研究和推广的唐亚伟先生做最后诀别。唐亚伟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12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告别厅内外，摆满了社会各界敬送的花圈和挽联。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和九三学社北京市委敬送了花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敬送了花圈，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北京市委主委马大龙敬送了花圈，北京、上海、广西、廊坊、保定、太原、秦皇岛、哈尔滨、青岛、威海、烟台、福州、广州、杭州、南京、宁波、沈阳、深圳、广汉等地速录培训机构敬送了花圈，外交部、全国人大信息中心、北京市社科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中国中文信息学会、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等系统和单位也敬送了花圈。

哀悼队伍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原常务副主席陈抗甫哀悼唐老

早上8时许，距离告别仪式开始还有近两个小时，就陆续有不少人聚集在告别室门口，等待与唐老见上最后一面。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来了，九三学社中央原常务副主席陈抗甫来了，北京新街口街道工委的张艳来了，辽宁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张素德来了，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叶群声来了，唐老的众多学生也来了。

告别厅正中悬挂着“沉痛悼念唐亚伟先生”的横幅，横幅下是唐老的遗像——那双慈祥和善的眼睛仿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上午10时许，在低回的哀乐声中，送别的人群胸佩白花，手持哀挽的白菊，依次缓步来到唐亚伟先生遗体前，深情俯下身子，将洁白的菊花献上，然后肃立默哀，向唐老遗体三鞠躬，作最后送别，并与唐老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一朵朵圣洁的菊花，寄托着人们对唐老的深切思念，表达了众人告慰逝者的共同心愿。

一本不起眼旧书启发灵感

时光穿越回70多年前。工人家庭出身的唐亚伟，自幼家境贫寒，但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不仅学业优良，而且还写得一手好字，曾被推荐给当时的江西省“安息日会”会长当书记。由于职业关系，使他对文字的书写方法萌生了兴趣。一次偶然机会，他在南昌旧书摊上看到一本我国最早的关于速记的书《传音快字》（蔡锡勇著）。正是这本已经卷边发黄了的小书，决定了他一生孜孜以求矢志不渝的目标——为中国速记学献身。

唐亚伟在研读这本书时发现，蔡锡勇的中国速记符号以英国速记体系为基础，根据毛笔的粗细笔道来记录。但当时科技的发展，中国已经出现水笔，书写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唐亚伟又找到了英文的《皮特曼速记》和《葛瑞格速记》进行比较和研究，希望总结一种适合中国人的速记方法。由于每天都要记录校长口述的大批公文、信件，唐亚伟试着用一些简单的符号来代表文字，书写速度果然快了很多。于是，他结合汉语的结构、读音、语法学、词汇学原理，同时吸收国际速记学原理，终于在1934年，创造出“流线体中文速记音符总表”和“字符略法表”。1938年，《规格化亚伟中文速记学》的出版，他的事业随之开始攀峰。

唐亚伟开始办学，推广速记。1939年，“亚伟中文速录学社”正式成立，1942年春，更名为“亚伟速记学校”，冯玉祥出任学校董事会董事长，陶行知、李公朴、顾执中等担任董事。1945年，在重庆亚伟速记学校筹集速记教育基金大会上，唐亚伟清楚地记得，冯玉祥发表了题为“速记的功用和发展途径”的演讲，结合军事制胜中“迅速、准确、秘密”的三个特点，分析和强调速记的重要功效。他说：“我主张每个小学生，从三年级起就应该学习速记，这样对于学生求学的帮助真是无法估计。”

老一代速记工作者还清楚地记得，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毛泽东主席接见文艺工作者时，摄影记者拍摄的灯光十分耀眼，使紧张的速记人员更加着急。毛主席见此情景，停下讲话对记者们说：“请你们靠后一些，不要影响速记人员的工作。”有一次，周恩来总理接见外宾，服务员把速记人员的座位安排在门口。距离远，速记员听不清讲话，被总理察觉后，立即把速记者请过来，坐在他的身后。从那以后，速记和翻译坐在宾主后边，成了外事活动的固定格式。周恩来多次指示：“新闻工作者和翻译人员要学会速记。”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在50年代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发奋学习速记，成了当时我国速记速度最快的速记员。

谈起往事，唐亚伟说，那时他们使用的技术方法，都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其实，是旧书店里一本不起眼的小书启发了我，才有了“亚伟速记”的诞生。

一生不懈坚守无怨无悔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是中国速记的发展高潮时期。当时中国学习苏联，而苏联特别重视速记学，苏联的每一个部门都有速记员编制，因而中国各部门各单位也配了速记员。

1955年，经陈毅副总理批准，我国成立了第一所政府办的速记学校——北京速记学校，仍以“亚伟速记法”为教材。尽管社会上流行的速记方式多样化，但亚伟速记法始终是流行最广的方式。 20世纪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破裂，速记工作也慢慢松懈了。速记员编制改成了秘书编制，或由秘书兼任速记员。“文革”中北京速记学校被迫停办，速记符号被视为异端而废止。尽管教学停止了，但速记事业并未废止。就是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里，唐亚伟的脑子里也全都是“速记”。他认为手写速记太累了，总想用打字的方法代替，以提高准确率，降低劳动强度。他白天劳动，晚上回到小屋就开始琢磨，终于构思形成了一套方案。那个年月，怎么可能把他的研究方案投入试验啊！唐亚伟不甘心，他在当时简陋的条件下，用脑子和钢笔硬是创造出了“汉字快速记录法”并曾风靡一时。

一套编码方案紧跟时代脚步

现在，在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召开的各类会议上无论发言者情绪激昂还是沉稳，安坐在一角的记录者，都会在一台速录机上敲下发言者说的每一个字。这已经是个司空见惯的场景。而第一台速录机的诞生，却凝聚着唐亚伟的大量心血。

30多年前，改革开放迎来中国速记事业的春天。唐亚伟也焕发了青春，抓紧对速记的研究并不断有所创新。他先后完成《打字速记法》、《ABC记录法》、《速记机研究》等设计方案，为速记机械化、电子化开拓道路。1981年，他被推选为北京市速记协会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他一边从事速记方面的领导工作，一边从事学术技术研究开发，还与日本、加拿大、美国等国的速记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不断了解、研究国际速记学发展的新动态，推动中国速记事业的新发展。

进入90年代以后，计算机开始进入国内。自从了解了电脑以后，唐亚伟一直考虑如何把速记和电脑结合，把最复杂、最繁杂的工作交给电脑。正因为速记后期“翻译”最累，导致了速记很少有人在用。那么，普及速记的最好方式非电脑莫属。然而，对于一位对电脑一窍不通的老人而言，这个难度是可想而知。

唐亚伟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速记能不能按照拼音完全打出来。当时，他创造性地设计了一个输入方案，利用标准键盘一键一击，一只手打声母、另一只手打韵母。由于汉字基本都是声韵结合的，两只手正好声、韵分工。按照这个设想，每分钟应该能够输入200字。但是，这样一来两只手太忙了。不过，唐亚伟发现，汉语里面双音词最多，怎样利用这种双音词的特色，开发便捷快速的电脑速记方法？

他从钢琴演奏上受到启发，既然弹钢琴可以一只手弹主旋律，另一只手弹和弦，甚至可以交叉弹奏，那么电脑速记完全也可以采用双手同时敲击键盘输入的方法。因为两只手同时敲击键盘，记录的速度自然能够明显提高。但是，这个想法引发的下一个问题是，必须抛弃现有的计算机键盘，重新研制一种新型的速录键盘。凭借深厚的速记功底、丰富的编码能力和扎实的拼音功夫，唐亚伟重新对键盘进行设计。面对26个字母，声码需要用几个键、韵码需要用几个键、按键相互之间的关联等等，成为他每天琢磨的重点。从1993年起，唐亚伟的家就成了实验室，经过无数次的设计开发，12个不同的键终于组成了数百个编码，每分钟就能打出200至220个字。终于，用手指追赶上播音员声音的速度，他拿出了一套完整的电脑速记编码方案和速录键盘设计。但是，计算机速记在当时计算机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让别人听起来是那样的陌生，与人合作开发的事宜一再搁浅，后来才找到志同道合的合作公司。

直到1994年，经过了几百个日夜，速录机终于在北京展览馆最显著的展台上亮相。30分钟的演讲后，与会者在出门的时候，每人可以得到一份热腾腾的快报，这就是用速录机来进行实时记录、瞬间完稿，再用速印机把一张张的快报印刷出来的。它，无疑成为了那次展览会的一个亮点。

1995年，在荷兰举行的第41届国际速记联合大会的展厅里，各国代表惊奇地发现中国已拥有自己的中文电脑速录机了。因为中国文字是方块字，用电脑速记毕竟是一个难题。是谁攻克难点，使中文电脑速录梦想成真？唐亚伟，一个国际速记界熟悉的名字又闯进了他们的视野——“亚伟中文速录机”。

2007年2月27日，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正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格外引人注目。党和国家领导人同获奖代表合影时，胡锦涛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询问：“您老高寿啊？”他微笑着回答；“92岁了！”唐亚伟在速记领域探索拼搏了70余年后，以“亚伟中文速录机技术与装置”荣膺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这是国家对一生矢志不渝于速记事业的唐亚伟的最高褒奖！

一生一件事，一事撼天地！（穆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