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下午，社中央机关理论研究课题组在机关601会议室举办第十一期理论研究沙龙，暨青风沙龙第十九期。社中央副主席邵鸿出席并参与讨论。沙龙由社中央研究室主任岳庆平主持，社中央办公厅主任徐国权、参政议政部部长郭悦、宣传部副巡视员戴红及十余名工作人员出席并参与讨论。

社中央办公厅胡长超以“历史制度主义视野里的制度变迁”为题，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制度为何会发生变迁，又是如何通过变迁重新发挥作用这个问题。胡长超分三个部分来阐明自己的观点：首先，介绍了历史制度主义的产生背景、基本假设、概念内涵及其分析框架，把制度界定为对行为起着构建作用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和程序，而人是具有有限理性的，人的偏好要受到外在制度环境的约束和塑造；其次，总结了历史制度主义的基本主张，系统阐述了制度变迁的内涵、条件、动力、方式，认为制度变迁在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被视为阶段性的过程，包括制度受各种因素影响而逐渐变化和制度在抵制变迁时所体现的稳定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各个因素发生相互作用直接影响制度变迁；最后，总结评析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思想的价值和不足。

随后，评议人乔发进、段正初、於亮及沙龙参与者在肯定了论文前沿、学理的同时，从理论的适用性及如何本土化、视野的阔窄、中国的明君情节及讲述如何深入浅出等方面对论文提出了建议、质疑、批评。

岳庆平在评论时指出：制度变迁一直是各个学科以及社会大众关注的热点。这次沙龙启发我们从历史制度主义来观察和思考制度变迁，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对我们自身建设、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大有帮助。目前中国制度变迁方兴未艾，我们需要借鉴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深入研究问题，提出妥善解决之道。同时也要意识到任何理论都是在特定时代与文化区域交互影响下产生的，当用它来研究当代中国问题时，很可能表现出种种不适性，这时我们不能强求现实符合理论，而要根据实践来修正、完善理论，以期更好地解决当代问题，从而真正达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我最近在认真思考，我们已举办的11次理论研究沙龙，既有偏重指导实际工作的，也有偏重探讨学理制度的，后者的主要价值在于“无用之用，方为大用”，表面看似乎对实际工作没有直接功效，其实能起到更重要的潜移默化、培根固本的大用。

邵鸿副主席最后总结说，听完这个沙龙后，自己有三大感想。第一个感想，很有收获。十年前，我因为给学生上课，曾系统研读过从加尔布雷思到诺思的书，发现制度经济学是比较适合运用于经济史研究领域的，你这论文我看了三遍，你把这个问题讲得比较清楚，很难得。第二个感想，有一个最大的不满，在你介绍历史制度主义的时候，恰恰看不出任何历史的内容。比较政治学为何要用历史的方法？马克思说得很清楚，所有社会科学其实只有一种，都是历史的科学。无论哪个学科，怎么划分自己的界限，历史学都是基础科学。西方黑死病之后，农业生产率、手工业生产率都很低，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手工业都远远超过中世纪的西方。诺思讲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在西欧产生，而不是在中国产生？他的回答是，因为在西方最早出现了现代的产权制度，而在中国没有这种产权的安排。我觉得他这种经济学研究其实就是一个历史研究，而且很好看，很有道理。第三个感想，西方社会科学这几十年变来变去，实则一直围绕几个最根本的问题在展开，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关键问题，究竟什么是制度？制度与文化的关系是什么？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各门学科都把制度看成是比较显性、文本化、法制化的，新制度经济学突破了这个界定，认为一切能够对产权、交易和收益产生影响的，都是制度，因此，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中的制度不仅包括显性的、文本的规则，也包括许多文化、习俗。第二个关键问题是结构和历史。经济学里有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分歧，在社会学里头也有结构功能主义和历史社会学的对立，今天的沙龙，说明政治学里头也这种对立。对立的原因在于西方学者很喜欢构造模式，不太考虑长时段的历史变化，这种偏好模式的思维方式后来都被历史科学代替了。第三个关键问题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集体主义。究竟是个人假设正确，还是集体决策正确？究竟是经济人假设正确，还是社会人假设正确？迄今没有定论。把这些问题想通之后，就会发现，无论这个学科有多么时髦、独立，在西方社会科学里，核心问题其实很少，而且所有学科都是共通的。在座的年轻人，不要把自己框死，把研究问题搞清楚了，哪个领域都有发展。（段正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