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既是统一战线的基础，也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因此，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接受党派的指导，依托制度的平台，个人参政议政和社会服务的努力就能事半功倍。这是我近几年真切的感受。

“低碳经济”，我算是国内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但如果没有社中央的指导，就只会局限于珠海。2008年初我在珠海提出“申办低碳经济示范区”，并自费聘请国内外专家实地调研、向市委市政府提出考察报告，得到较大关注，社广东省委安排我作关于低碳经济的专题报告，在场的社中央常务副主席明确要求我进一步从广东省和全国的层面提出建议。于是，我提出了《创新发展模式，建设低碳广东》的建议，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两次批示，省有关部门邀请我举办数次讲座，调研形成的报告奠定了广东作为全国低碳示范省的基础。我还向社中央提交了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低碳经济若干机制、政策的建议，得到社中央的高度重视：韩启德主席连续四年就这一专题进行深入调研，社中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形成2010年全国政协的一号提案，低碳发展成为九三学社参政议政的一个品牌。我本人也已连续四年蝉联全国的低碳人物。这说明：依托党派的平台，一个普通社员的建议就能成为整个党派的声音，成为党和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

我在珠海担任了两届政协委员，感觉到在珠海这样一个不大的城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市民之间已经有不小的距离。要保证代表、委员真正反映基层诉求、传递市民心声，需要探索经常化、制度化的安排。2011年，我打算个人出资举办“金点子，亮珠海”大型有奖调查活动，实名征集各界对珠海社会经济发展的建议。这种形式在国内还没有先例，一开始有关方面有所顾虑。但当我向社省委、社中央领导汇报设想后，都得到了明确的鼓励和支持，使我坚定了信心。我争取到珠海的主流媒体为合作方，聘请了著名的社会学家陆学艺任总顾问，并积极向市领导汇报、取得认同。三千多名市民和外地网友实名登录网站、提出近万条建议，最后汇编成《金点子荟萃》、提供给珠海“两会”和政府有关部门；“两会”的建议和提案的内容与《金点子荟萃》的重合度均在90%左右；市政府更正式下达通知要求各政府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广泛加以应用，进一步扩大《金点子，亮珠海》有奖社会调查活动初步成果的效应”。

我在参政议政上一些新的做法也都得到党派组织的支持。如在珠海首提“低碳经济示范”时，考虑到这个题目带有全局性，我想利用大会发言的机会向市委主要领导当面提出建议，社市委领导马上出面帮我协调，使我破例在大会发言上“加塞”，珠海市政协也从此增设了大会发言“抢麦”的环节。为了倡导低碳交通，我提议市政协委员和我一起骑自行车参加政协大会，九三学社的政协委员无一例外地报名，随着“百名委员单车赴会”成为“风景”，绿色交通体系的建设也成了委员们提案的重点。为了倡导低碳生活方式，我编写了《低碳100》的小册子，除了给市民发放外，还利用参加珠海、广东“两会”的机会在会场入口向所有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派发。每次发放，都是社市委、社省委的同志和我一起早早赶到会场准备，社省委主委还专门把小册子带进贵宾室，送到了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手上。通过这些方式，大大提高了提案、建议为公众知晓的程度，丰富了作为民主党派的社会形象。

社会服务是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的重要职能。社中央强调“社会服务工作体现了参政党的存在价值，必须开拓创新、加强宣传”，这就要求我们与时俱进，运用包括新媒体在内的各种传播方式，传递正确的价值观，推动社会和谐和进步，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时代形象。我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

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最后一个获救的女孩小伊伊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我从当地媒体报道中了解到：在铁道部门要求把车厢从高架铁轨上“推下去”时，武警支队长邵曳戎提出“如果还有生命怎么办？”在他的据理力争下，才有了小伊伊的成功获救。我用微博向“按照党的一贯教导，坚持以人民的生命和利益为最高命令”的邵支队长致敬，并承诺该微博被转发一条、我捐一元钱帮助小伊伊。建议引发热议，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就采访了邵队长；我的微博在24小时内被转发超过90万条、至今仍保持着记录；几乎全国所有的媒体都以“传递正能量”报道，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社中央、社省委的领导也纷纷以电话、短信等形式对我表示肯定。

随着一些“救人被赖”的事件曝光，社会上“见死不救”现象日益严重。我觉得其原因主要不是“道德沦丧”，而是缺乏一种“让救人者无后顾之忧”的机制。2011年底，天津又出现了救人者被判赔偿的“许云鹤案”。我用微博呼吁：建立“兜底机制”，由基金支付同类事件的救治费用，并承诺我自己先出资为许云鹤案“兜底”。其后，社省委又安排我在广东省政协大会上发言，呼吁“在道德教育时可以要求‘舍身取义’，在机制设计时必须让‘取义’无需‘舍身’；用立法为救人者撑腰，用机制为无责案件兜底”，建议设立“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2012年开始，广东省和一些地级市都设立了类似的基金，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2年7月，北京下岗工人廖丹在为患尿毒症的妻子透析、用完所有积蓄之后，私刻了医院的收费章，广大网友既惋惜于廖丹的铤而走险，更同情他对妻子的真爱。我认为个案折射出的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于是用微博承诺为廖丹支付全部赔款，呼吁对他依法从轻判决，并“尽快建立、完善大病医疗救助制度，包括多渠道筹资、低利润救治、志愿者护理、病人或家属互助等”，引起了媒体、网民的关注和热议。令人振奋的是：六天后，李克强副总理就表态要“大力推动大病医保”，一个多月后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就下发了大病医保的指导意见，立显党和政府的“执政为民”。廖丹也被法院从轻判以缓刑，彰示法律和民意的统一。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韩启德主席在肯定我的同时还专门指出“你在微博中写了‘我帮助他不表示我赞同或鼓励私刻公章的行为，对权利的任何追求都不能违法’，这样就避免了质疑”。

在党派组织的鼓励下，只要有机会“用公益推动进步”，我都会尽力去做。如2013年帮助云南彝良“最美代课教师”的“新年第一善”、芦山地震后通过捐款的机会向红十字会领导谏言、帮助自闭儿童康复中心并呼吁对特殊群体的关注等。我也因此获得了多项公益奖项，如人民网的“2012年度微公益人物”、广东省文明办的“广东好人”等。媒体和社会各界除了对我的呼吁和建议的支持，还表达了对九三学社、民主党派的由衷赞赏，对我“政协委员”身份的积极肯定，这是更加令人欣慰的。

我从事的是企业管理软件的工作，软件对企业管理体制变革的推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因此，我也一直思考用信息技术推动社会管理和制度建设的途径。今年全国“两会”前社中央征集建议，我的两个建议得到韩启德主席的点题和指导，成为全国政协联组会议的发言。其中，关于用信息联网技术实现基于“名单管理”的公职人员财产核查的建议受到王岐山书记的肯定，北京大学还组织了专题研讨会，与会专家对这一方案的建设性、可行性、前瞻性予以充分肯定，有关媒体也进行了深度报道。另一个关于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政府和市民之间互通、互动、互信的建议也受到相当的关注，按照这一建议研制的“政民通”软件即将开始在珠海试点。我觉得：社会进步的要义就在于成员的沟通、合作，状态的透明、可控，规则的公正、统一，而科学技术中的信息技术，正是实现这些目标的不二手段。从这个意义上，科学技术不但是“第一生产力”、还将是社会进步的“第一实现力”。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市民能够 “全天候、一对一”地对政府的评价和建议，政府可以“全天候、一对一”地实现为市民的服务和管理，这是社会管理方式的创新、革命，也是作为九三学社宗旨的“民主”和“科学”的完美结合。作为党派成员，我将继续尽己所能、为此奉献微力。（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广东省委副主委 陈利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