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九三学社共有5名成员参加2014年全国两会，分别全国人大常委刘政奎、全国人大代表宁桂玲，全国政协委员卢柯、曾晓非、刘凤之。他们在会议期间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听取和审议各项报告，积极建言献策，获得社会各界好评。
全国人大代表、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宁桂玲就培养创新型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国有企业医疗机构退休人员待遇、将大连市长山群岛旅游避暑度假区开发建设上升到国家层面等内容提出多项建议。
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如何面对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挑战问题，宁桂玲表示，首先要定位国际化人才。学生在大学除要提高道德修养外，应该学到的两个本领是“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而要“创新”就应知道“什么不是新”；要“应变”就应掌握“学与用的灵活性”。一名大学毕业生如能在同行中显示出很强的创新和应变能力，并快速适应国内外的新环境，可称为“国际化人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面，经历了“走出去”“请进来”“联合办学”和“联合培养”等不同阶段，这是国家层面实施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战略。哪种方式更好？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选择“走出去”（派学生出国学习）一定是最佳方案。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多种人才培养计划，包括引进国外优质资源在国内办学、合办专业；学生出国攻读学位、2+2等联合培养方式以及学生海外实习等。因校而异，各有所长。 首先是高校师资队伍的国际化，这非常重要。还有一方面更为重要，就是高校管理队伍的国际化，重点体现在管理理念、培养方案的制定与实施上。
关于环境污染问题，宁桂玲建议，治理大气污染，不能搞蜻蜓点水“点到为止”，必须采取最严格的措施、最强硬的手段和最严厉的处罚。自2010年以来，我国多个地方污染天数逐年增加。特别是从去年起，雾霾天气成了“家常便饭”，不时光顾我国各大城市，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治理大气污染已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当务之急。“治理大气环境污染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下定恒心，本着还旧账不欠新账的思路，突出重点，多管齐下，科学施策，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一是实施工业提标改造。全面实施大型燃煤锅炉、窑炉的烟气脱硫以及石油炼化装置烟气脱硫治理；实施大型燃煤机组、石油炼化企业以及水泥生产企业低氮燃烧及烟气脱硝治理；实施电力行业除尘器改造；对水泥行业实行除尘升级改造。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倒逼产业转型升级。 二是加速能源结构向低碳绿色能源经济结构转变。加速工业燃料的天然气替代工作，在重点行业实施煤改气或油改气。大力推广使用LNG等新能源汽车。推广海水热源冷源应用。三是整治交通废气污染，实施严格的排放和燃料标准，加速淘汰黄标车，提标升级车用燃油。尽快出台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对重点污染源及治污设施的运转进行全程在线监控，对污染企业采取关、停、改。同时，要控制企业新的污染源产生，加大处罚和惩戒力度。对监管监督不力者，要予以追究行政责任。
关于教育问题，宁桂玲认为，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是我国教育不能均衡发展的主要原因，继而造成我国教育公平难以实现。目前,由于对教育投入不足，在学校与学校之间、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之间存在着差异和不均衡。在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领域里,由于学校起点不一样,投入不一样，校际差异的拉大导致升学竞争恶性化、学校招生权贵化、师资流失严重化,不仅提高了学生学习成本，也浪费了社会资源。“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其所需资源主要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配置的。”要改变这种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政府应该按照制度化的方式拨付教育基金，即地方政府从土地出让收入中拨付一定比例的教育基金，从预算开始做长期规划，把城镇化水平和教育投入挂钩，将人口集聚得到的红利用于教育的长期发展。实现教育公平，必须要扩大教育行业市场准入，引导更多民间资金进入教育行业。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全社会积极参与、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宁桂玲建议，一要细化教育投入方式，从教育投入的源头谨慎把关。在经费、师资等方面适当向“老少边穷”类学校倾斜，通过改善教学环境、提高教师报酬留住师资、吸引生源。二要建立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方案，改革教育考评机制。应组建学校共同体，把薄弱学校交给优质学校管理，捆绑考核，调动双方提升教育质量的积极性。三要逐步改变教育被高考绑架现状，实现教育多元化。改变招生方式，淡化“唯分数”模式，激励义务教育多元化转型。四要减少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子女入考学的限制。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经费理应由各省和中央财政共同解决，流入地教育部门应统筹安排，改善办学条件，切实担负起流动人口子女享受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
全国政协常委、中科院院士卢柯在政协大会上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做了题为《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发言。卢柯指出，从1978年的52.89亿元到2012年的5600.1亿元，我国的财政科技投入35年间增长超百倍，推动了科技事业的快速发展和科技实力的显著提升。但是，科技投入体制机制与新形势、新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越来越凸显。譬如，科研经费管理总是跳不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一方面，一些科研人员有巨额项目资金却用之无道，乐当“发包商”；另一方面，更多的科研人员则因要应付名目繁多的各类审查，不得不闭门造车谋计划、排会期、拉人数、凑支出，提前把项目“不折不扣”地落实在纸上。真可谓，有人跑钱苦，有人花钱愁，而从“大锅”里分得一杯羹的人员多是“崽卖爷田不心疼”，出手毫不吝啬，有人甚至违法违纪，堪称当前科研经费分配之怪状。又如，以行政为主导的科技资源分配方式往往造成政府花了大钱而收效甚微。一方面，“有形之手”常常越过“无形之手”去干预产业技术路线和发展方向，还热衷于导演“拉郎配”，结果事与愿违；另一方面，在“市场失灵”的基础研究、公益性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领域，“有形之手”的力量却显不足——目前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不到研发支出的5%，远低于创新型国家15%以上的比例。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这将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个根本动力所在！我们呼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全社会共奏创新的主题曲！
一、以绩效为导向，建立健全针对不同创新活动的分类评价机制，改进科技资源配置方式。对于基础研究，应不断完善同行评议，逐步规范国际评估体系并拓展实施面；提高对大学和国立研究机构固定投入的比例，开展职称制度改革。对于产业技术创新，应由市场评价，以普惠性政策调动企业和社会的创新积极性。如：弱化甚至取消科技进步奖，以减少政府不当干预；试行“项目贷款制”，即在政府技术创新项目中采用低息或无息贷款形式进行投入，贷款需在结题后偿还，对于转化效益突出的项目，可予减免；通过税收减免、“划线补助”等后端补助方式，实现市场对技术创新成果的评估、筛选和激励；总结科技银行试点经验，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科技银行；进一步细化落实政府采购政策，发挥政府采购对科技创新的激励作用。 二、推进应用型研发机构市场化、企业化以及研发成果资本化。支持大量小微科技企业和新型研发组织进入应用和产业化研发各个环节，做优做强科技服务业；推进技术市场建设，明确产权关系，促进产权交易；尽快建立并推广知识产权法院，大力发展知识产权经营企业，提高知识产权特别是公知公用知识产权的利用率。 三、加快构建跨部门的国家科技信息系统和共享机制建设，实现国家科技项目信息和管理信息的互联互通，提升科技计划项目相关信息的公开透明度，促进科研经费分配的统筹协调，避免分散和重复。 四、对基础性、战略性、公共性和前沿性的科技项目和平台建设，应由政府直接投入，但要避免重复低效立项，具体实施可交由第三方。可参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模式，针对重大工程技术、重大专项、关键共性技术研究等组建若干专项基金委员会，负责相应项目实施。有些公共平台可企业化运行。加强顶层设计和力量整合，建立真正有实力的国家实验室。 五、释放科研人员创新活力。少搞一些“贴标签”的人才项目，多在创造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使用、晋升和资源分配机制上下功夫，让崇尚创新的青年人才凭能力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实施一些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的特殊政策，如科技人员依靠财政资助项目的成果进行创业，知识产权可完全归创业者个人，高校院所研究人员可在科技企业兼职，等等，让有创新活力的科研人员既有发展空间又有利益回报。
九三学社辽宁省委副主委、曾晓非委员建议： “在电子商务开始走向中国经济中央舞台时，要积极引领广大妇女创业就业，让美丽从这里开始”。
中国农科院兴城果树研究所所长刘凤之委员表示，为更好的保护湿地资源，充分调动湿地范围内广大群众保护湿地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保障其生态服务功能的健康和持续发展，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尽快开展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工作，推进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建立，尽早实施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姜延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