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增加和规模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社会保障、生活方式、人居环境等方面真正实现城乡统筹与可持续化发展。特别是，人口规模庞大的农村在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但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衍生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一是农村发展活力不足，公共服务严重滞后，社会治理能力亟待提高。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涌入经济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农村常住人口急剧减少，出现严重老龄化、空心化现象。相关的养老、医疗、教育、法律保护、心理关怀等不足，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二是新农村发展缺乏产业支撑。以往的新农村规划着重于解决居住问题，忽略了其作为独立经济单元所应具有的解决就业的责任，缺乏健康可持续的产业支撑，缺乏发展动力，难以吸引和积聚人口，导致农村住房空置率较高和大量资源浪费。

三是新农村建设不尊重当地特色，原有风貌遭到破坏，文脉乡愁流失。乡村传统文化处于长期被忽视的地位，有的地方片面理解改善环境的要求，“修旧如新”、“弃旧建新”，对村庄历史风貌和传统格局保护不力。尤其是在一些未被纳入历史文化名村的乡村、偏远的农村，历史文化和乡风民俗更是饱受冲击。

四是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快速城镇化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农村环境也受到了很大破坏，带来了沉痛的教训和恶果。

为积极稳妥扎实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目标，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关注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而非“数量与速度”。在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各级政府不能片面追求城镇化率，而应更加关注贴近农民切身权益的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以生产、生活、生态相和谐为重点，加强与社会服务、社会公平有关的软环境建设，体现发展成果共享、公共服务均等、发展权利平等等内涵，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新格局。细化落实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如乡村社会救助体系、养老服务社会化体系、医疗保障体系、法律救助体系、儿童心理健康干预体系等。

二是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新型城镇化全过程。保护自然地貌与环境特色，加强对乡村生态环境的研究和治理力度，减少养殖业污染、秸秆焚烧、农药化肥等农业面源污染；扩大财政转移支付范围，落实环境补偿机制。着力发展特色农业与生态农业，加大对环境友好型产业的扶植力度，并划定增长边界与生态底线，提高农民生态保护意识。在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区，应鼓励其利用自然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等绿色产业，促进经济发展。让“广义增长”、“精明增长”取代“粗放增长”，让“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的绿色健康村镇为我国生态环境改善提供强大支撑。

三是促进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和谐共存。在注重延续地方文化的前提下，培育现代乡村文化，在规划设计、开发建设中高度重视本土文化的融合与体现，深挖当地文脉，提升品质，彰显特色。恢复乡村文化的自我“造血功能”，鼓励社会与本土居民广泛参与，建立和谐人文氛围，让新型城镇化与新型乡土文化同步发展，激发地方文化的活力。在村镇规划建设中，既要重视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也要尊重历史，防止“一刀切”、概念化的简单照搬，避免农村失去自由纯朴的田园风貌和本土文化特色。

四是实现“产城融合”、“产村融合”。产业发展是新农村、新城建设的根本动力。完善基础设施与产业布局，鼓励构建错位竞争、优势互补、合理分工的产业发展格局，优化乡镇的分工协作。在广大农村，应以市场为导向，以主导产业为重点，引导农民利用现代科技和营销方法，鼓励结合历史风貌与自然环境的优势，鼓励结合乡土文化的再生与复兴，发展新型、高效、特色产业，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新动力。

五是积极探索新的建设方式与管理机制。各地发展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的阶段差异较大，不同经济条件、地理特征和发展背景的乡村应当采取不同的建设方式，充分尊重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主体的意愿，积极有效地引导农民参与村级规划建设。应以促进区域统筹和城乡协调为目标，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创新投融资方式，缓解建设资金匮乏的问题。

六是依法保障农村发展。鉴于新型城镇化的系统性与复杂性，需要一系列法律、政策的创新与完善，坚决依法规划、依法建设、依法治理。在科学制定规划的基础上，应保持规划的长期稳定，坚决杜绝长官意志强加于规划之上，强调法定规划的严肃性。规范相关职能部门的管理行为，强化依法管理意识，提高农民法律素养，促进农村管理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