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7日，是国际扶贫日，也是我国首个“国家扶贫日”。目前，我国有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832个全国特困片区县、国贫县，按照国家2014年的2736元贫困标准，全国还有1亿多贫困人口，但参考国际标准，则还有2.5亿多贫困人口。一些极端贫困现象时常见诸报端：一位72岁老人生活极度贫穷，还“不想给政府添麻烦”，每月仅花一块八毛钱；不少深山村还处在“走泥路、住土房、没老婆、晒太阳”的极端贫困状态。一些地区贫困问题仍然比较突出：黔西南石漠化片区的脱贫与返贫交替发生，经过多年不懈地扶贫开发，当地仍有贫困人口近70万，贫困发生率达22.2%；大别山区36个县中29个属于国贫县，有贫困人口477万，贫困发生率达15.2%；太行山区有35个国贫县，农村贫困人口约332万，有的县贫困发生率接近40%，有的村90%以上是贫困人口；河北省环京津区域有27个国贫县和5个省贫县，贫困人口约304.3万，贫困发生率达27.1%；黄河滩区贫困发生率居高不下，一些县的贫困发生率达50%；四川、甘肃和青海三省接合部藏区的大多数县是国贫县，一些县的贫困面高达55%，农牧民收入的45%来自于国家转移支付。

习近平总书记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李克强总理提出继续向贫困宣战，决不让贫困代代相传。在新常态下，更应关注贫困地区加快发展，认真落实总书记和总理关于扶贫开发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将扶贫开发工作摆到更加重要、更为突出的位置。应向贫困地区加大投入，扶持一批适宜产业来脱贫致富，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加强统筹，完善制度。近年来，因制度漏洞，扶贫工作经常出现戏剧性甚至近乎荒诞的一幕。比如，一个贫困村在短短3年间花掉150余万元扶贫款搞接待，某贫困县大肆兴建占地超过8个白宫的豪华办公楼，某县政府挂出宣传牌热烈祝贺入选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等等。因此，应加强统筹，中央和省级政府重点“抓统筹”，将贫困地区各项工作统筹到扶贫开发的实际工作中来考量，避免荒唐再现；县级政府重点“抓落实”，强化基层落实扶贫规划的责任。应完善制度，建立扶贫开发联动机制，建立完成脱贫任务和因工作不力完不成脱贫任务的“贫困县双退出机制”。

二是转变投入和扶持方式。在太行山区一个贫困村，有关部门可以安排20万元为两户偏远农户架设输电线路，却不能用10万元将他们搬迁出来，因为“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因此，极有必要鼓励、支持和引导各路资金有序投入扶贫开发，避免对扶贫资金管得过“死”；允许各地因地制宜整合使用扶贫资金，减少过程考核，重点考核脱贫实效；更重要的，是将“输血”与“造血”有机结合，改变方式单一、方法简单的资金援助政策，探索建立资金与人才支援、技术引进、产业孵育等相结合的综合扶贫方式。

三是在一些贫困地区将旅游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大别山区、太行山区、环京津地区的自然与文化资源丰富，四川、甘肃和青海三省接合部藏区的高原特色和民族特色资源丰富，这些地区都是旅游资源富集区，应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旅游产业。因此，应编制贫困地区的专项旅游发展规划，制定特殊扶持政策，促进这些地区旅游业加快发展；设立支持旅游扶贫的专项基金，引导和培训贫困群众参与旅游服务业，让富集的旅游资源转化为群众脱贫致富的途径。

四是加快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是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落后，尤其是交通不畅成为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核心问题。例如，河北省环京津地区有“断头路”2300多公里，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有1700多个村不通道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有530多个村不通公路。因此，应在结合现有相关规划和人口转移趋势预测的基础上，加大中央财政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投入力度，重点支持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对特殊困难地区的交通建设全额投入，形成支撑当地产业发展的交通网，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创造硬件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