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多次参加过九三学社社史知识讲座，了解到新中国成立后，九三学社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中重大问题的协商，为发展科学技术等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知道了九三历史上有诸多老前辈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秉承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他们淡泊名利，无私奉献。每当这时，都会联想起父亲田方与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周培源二十多年前认识交往的一段历史。今天重读史料，我决意把父亲与周老结识和工作交往的这个片段用文字写出来，以表达自己对前辈们的怀念与敬意。
父亲善于思考，勤于笔耕，1983年离休后为国家计委咨询小组成员，继续发挥余热。记忆中父亲总是坐在家里办公桌前写作，常常读书到深夜，有时晚上醒来也会看书一直到天亮。离休后的十年里合作主编出版的论著有17本，且内容均为对三峡工程论证、开发大西南、生产力布局和人口迁移问题等重大课题的研究。
父亲和周老正是结缘于对三峡工程的研究和再度论证阶段。
1984年3月国家计委主任宋平批示给吕克白和父亲，要求就“组建三峡特区政府实行库区新移民政策的初步设想”文稿进行研究，并提出意见。此时，父亲已经离休，但考虑到研究三峡库区问题与他离休后选择的“我国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和“中国人口迁移”研究课题密切相关，便欣然接受了组织上的委托，邀请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林发棠等同志着手调研、收集资料。
随着工作的开展和深入，父亲与各方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接触，了解到对于三峡工程论证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1986年重新组织论证以来，争论更加激烈，问题错综复杂，已收集到的诸多论文从专家角度对工程涉及的具体问题和可能出现的困难进行了科学阐述。审阅一份份弥足珍贵、充满作者强烈责任感的论著，父亲深感肩上的重担，认真思考论文中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常常带着一些问题上门请教专家。记得那段时间家里电话、信件很多，来往客人频繁，有热烈的讨论，也有争论，学术气氛浓厚。
如何将调研收集到的问题和各位专家意见如实反映出来？
父亲与众多专家学者的深入探讨，大家同忧共力，纷纷超脱了自我，凝结了共识：三峡工程事关重大，涉及面广，影响深远，论证工作一定要科学严谨，尊重事实。他们把个人得失抛在脑后，按照工作进度，广泛收集资料，调研著述，组织有关专家学者撰写论文，准备编成专集，供决策部门参考。
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正式会议上，多次强调要实行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这种氛围促使父亲和林发棠等编委加快了调研和编著进度。在相关论文陆续收集齐备时，需要请一位有权威的科学家给予支持，这时，父亲得知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周培源十分关心三峡工程的情况。1987年3月，父亲抱着试试看心情给周老去信，请求他为编著写一篇序言，5月即收到周老亲笔写的长达1400多字的回信，他首先表示赞成并支持编写这本书，还提出了具体意见。父亲与相关专家学者根据周老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完成了《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这本书。出版之后社会反响热烈，推动了国内外更多专家学者参与三峡工程的论证。
之后，在周老的直接指导下，父亲于1989年4月相继与人合作编辑出版了《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及《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续）等论著。周老虽年事已高，仍分别为论著作序，阐明缓上三峡工程的观点，坚持将不同意见编辑出版，进一步展开论证，与120多位专家学者“知情出力”，共同奉献了匹夫之责的一片爱国心。
对于缓上三峡工程的建议已经在几部论著中得到充分阐述，为此，周老与父亲和部分专家学者达成一致意见，应该考虑更高层次——从开发大西南水资源的发展战略出发，挖掘西南地区丰富的多品种的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振兴西南，支援全国。1989年5月，周老首先提出开发大西南和开展大西南生态保护研究，并作为九三学社参政议政的重要课题，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同意，列入国家“八五”计划。这时，周老又大力支持父亲与当时九三学社中央机关的徐采栋、赵伟之两位副主席等，共同研究筹划编著了《开发大西南》六卷丛书。为了取得九三学社中央组织上的支持，周老亲自主持，在九三学社中央机关召开两次会议，进行具体安排，责成九三学社所属的学苑出版社执行丛书的出版发行工作。从周培源主席到九三学社中央以及广大作者无不对此呕心沥血，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1991年2月周老为我父亲的《秋实集》题写书名，并于书评中将他们的相识与相知娓娓道来：
“……我和田方同志认识很晚，只是近几年的事情。几年来，围绕三峡工程上马时机问题，国家广泛征求各界意见。对这样关系到国计民生、子孙后代的特大工程，能够科学化、民主化决策，真是国家之大幸。不主张早上、快上的一方大都上了年纪，像我这样近九十岁的人，不仅要力陈自己的主张，而且还要组织众多的专家学者著书立说，让更多的人了解，真是心有余力不足了，所幸遇到田方同志，他在离休后注力于研究生产力布局和人口迁移问题，很自然地联系到三峡工程。虽然他也年逾七旬，毅然承担责任，邀集了和他志同道合的同志，辛辛苦苦，兢兢业业，仅用了一年的时间，编辑出版了《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之后，关心三峡工程的人越来越多，论争双方也很激烈，他和林发棠同志合作又编辑出版了《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谁能想到往往要靠一个庞大的理论联系实际干的事，他作为一个离休老人团结有关同志全担待了，而且干得如此有效！”
“前年，九三学社分担了考察研究西南开发问题的任务。田方同志虽不是九三成员，却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热忱，随‘澜沧江流域水电经济开发综合考察团’，沿澜沧江中下游考察三千多公里，组织考察团成员编撰成《澜沧江——小太阳》一书，系统地向国内外介绍、宣传了富有潜力的澜沧江流域，深受云南省人民政府和读者的欢迎。”
父亲在家人面前提及周老时，敬佩之情溢于言表，为自己在离休之后能遇到这样坚持真理的伟大科学家感到莫大的荣幸，赞叹周老思路敏捷，语言简明，既尊重事实，又敢于讲真话，为周老专注、严肃的学术态度所折服。在他们交往的六年里，周老支持父亲编著了十本论著，从指导思想、方针政策，直到文字、数字、标点符号等，全部一丝不苟地加以指点。还有一次令父亲感动不已的是，在1992年国庆节期间，周老得知《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需要自费支付印刷费时，专门派人找我父亲送上三百元钱，附便条表示支持。父亲与合作者先后到周老家当面请教过十余次，而耄耋之年的周老也多次亲自登上三楼到我家找我父亲交谈或交与资料。此间父亲先后收到周老亲自书写的二十七封信，现已被珍藏在父亲老家的海宁市档案馆中。
重温这段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三峡工程论证工作中那些默默无闻的故事。历史留下了父辈坚持真理、尊重科学、主张民主决策的印记，愿这种精神永远传承下去。（田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