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出生于1896年6月26日，出国留学他选择的专业是地理，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是20世纪20年代我国留学生中专攻地理学而又获得硕士学位的第一人，回国后是创办和担任地理系主任最多的第一人，是创建我国地理研究所的第一人，是创办中学地理教育杂志的第一人。他曾说过，在地理学家眼里，地理牵连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历史、经济民生民俗。统治者无心科学，连版图都绘的错误百出，家底不知，民事不晓，谈何图强？

他在1930年出版的《社会的地理基础》自序中写到：“改良社会生活，是近代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时常研究和讨论的问题。我对此亦甚注意，社会是环境的产物。环境有约制人群社会的力量，人群有支配环境的反映，假设我们不明了这种“相互关系”而要从根本上去改良社会，我们就不可能对症下药，去医治社会的病痛。”

他还认为，应该把地理学作为增进国民爱国心的工具，作为激发国民统一观念的利器，作为培养国民具有世界眼光的学科。他曾经说过：“近代地理学的核心是推求人地相关之理，它不但是一门理论的科学，同时也是一门实用的学问。”

他多次强调，地理知识的实用价值最大在于知己知彼，人类对自然不能只是消极地适应，而是要积极地改变和利用，以适合人类的需要，而利用的基础就是人们对生存环境的了解，同时特别强调利用方式的合理性、科学性。

1948年3月28日刊登在大公报的父亲为庆祝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北平分会成立而写的“科学工作者要联合起来”的文章中写道：“科学的进步虽然给人类带来了幸福和快乐，而同时也因为少数人误用科学的结果给人类带来了可怕的灾难和毁灭。今后人类的生活，无论是个人或集体，都没法脱离科学的范畴，而人类的生活是否幸福，也要看科学的利用是否纳入正规而决定。”

黄国璋之子黄力民在座谈会上发言

父亲不仅在学术上坚持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他也是一位执着的爱国民主人士。据我二姐回忆，当年在重庆和父母及我生活在一起，我有哮喘病。二姐除了帮助父母照顾我，还经常护送父亲去税西恒家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解放前父亲积极参加在全国开展的“争民主、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他态度鲜明地拒绝了国民党当局胁迫去台湾的要求。父亲积极参与营救爱国学生的游行活动，积极参加傅作义召开的商讨北平和平解放的座谈会，积极参加保护校系财产的活动。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新世纪，九三学社充分发挥人才和智力优势，就实施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依法治国方略和科技、教育、经济、文化等重大课题进行调研，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建立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区的建议”等一系列重要建议，受到了国家有关方面的重视。在这里不能不使我想起我的父亲，作为一名经济地理学者，他十分重视地理实践和地理考察工作。他亲自组织或亲自参加多次地理考察。

1934年10月至1935年6月，父亲作为领队组织了云南地理考察团，在当时条件下，他们历尽艰辛，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获得了大量宝贵的云南西南部地区有关热带资源、农业地理、边界形势、民族历史等多方面第一手资料。考察回来后，父亲撰写了《滇南人生与自然》《滇南之边疆情势及今后应注意之点》。1939年7月1日，作为“川康科学考察团”的副团长和大家一起翻山越岭、艰难跋涉进行考察，填补了这些地区地理研究的空白。考察归来，父亲发表《西康在我国国防上之位置》《西康边防问题及其解决途径》。1941年后，他陆续组织对汉中盆地、嘉陵江流域、青海、甘肃等地的考察。1951年6至10月，他指派北师大教师参与当时由铁道部组织的集宁到白城铁路选线考察工作。据宋春青教授回忆，父亲还曾有过对祖国海洋进行考察的愿望和设想，可惜没有实现。1958年已经62岁的父亲仍率领陕西师大学生跋山涉水，考察陕南大巴山地区及汉中盆地，为开发山区经济奠定了科学依据。（作者黄力民为黄国璋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