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博鳌亚洲论坛落下帷幕，我觉得自己应该写几句感受。这是我第二次作为讨论嘉宾参加博鳌论坛了，所以，感受相对客观些。

记得去年博鳌论坛的主题是“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这或是因为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逆全球化”思潮愈加明显，故这一议题备受全国和世界关注。

不过，当时特朗普还没有对中国提出明确的贸易诉求，因此，感觉上2017年论坛讨论的话题不如这次集中，自由贸易这一理念还没有像今年这样显得珍贵。

当你走出美兰机场，马上能感受到气氛的庄重，公路上横幅标语牌接二连三——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又是海南设立特区30周年，这次的博鳌亚洲论坛，似乎成为中国向全球展示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宣誓大会。

习近平主席出席本次论坛，使会议格外引人关注，嘉宾规格比去年明显提高，从联合国秘书长、亚洲国家元首到中国副总理、央行行长和多位部长，还包括丰田汽车、三星电子的头号人物、马云等企业领袖。

我是作为“意见领袖/知名人士”这一类别成为代表的。早在去年博鳌亚洲论坛结束之后不久，我就收到论坛的秘书长周文重先生的感谢信，信中邀请我再次参加2018年的博鳌论坛。我内心非常感谢周先生，因为我并不认识他，却受到他的两次邀请。

博鳌三天，我共参加了五场讨论会，其中两场是论坛组委会安排的，其余三场是媒体组织的早餐会或晚餐会。三天里，讨论的话题非常广泛，我就所见所闻，包括自己的思考，归纳为三大主题：中美贸易纷争如何解决、金融开放与改革必须加速度和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与机遇。

以更开放的姿态来应对美国贸易施压

9日刚入住酒店不久，我便参加由凤凰网举办的“梧桐夜话”晚餐会，参会者有龙永图、李东荣、屠光绍、李杨、马蔚华、朱云来、盛松成等。如何应对特朗普提出的贸易惩罚方案是晚餐会的重要议题，这也是过去一个月来微信的热点。

特朗普对中国外贸上的指责有失公允，但我们该如何来应对呢？是关起大门，再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还是把大门开得更大？原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提到，中国这些年来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善于利用对外开放来推动国内的改革，这一条很多人都没有看到；中国通过开放，获得的并不仅仅是开放本身的红利，还有通过开放所带来的改革的红利。目前，中国的改革还没有结束，而很多改革靠自身的觉悟和协调很难推进，而在外部的压力的推动下，许多改革难题迎刃而解。

我认为，全民讨论中美贸易纷争问题，确实是一件大好事，尽管争论很激烈，但有助于信息对称。从明朝实施的海禁到清朝的鸦片战争，两次都让中国经济蒙受极大损失，核心问题还是信息不对称，通俗说，就是对全球经济发展现状和趋势的无知。而在当前的信息互联互通时代，信息获取的成本大幅降低，信息传播的快捷度和便利性大幅提升，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有利于达成全社会的共识。

金融开放与改革：需要加快速度

4月10日，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主旨演讲，万众瞩目。我提前一个多小时来到会场，但靠前的座位都已经满了。习主席的讲话中很多次响起掌声，充分证明了在场各国嘉宾对报告内容的认可，尤其谈到“我刚才宣布的这些对外开放重大举措，我们将尽快使之落地，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时，全场更是掌声雷动。

4月12日，宣布进口抗癌药实行零关税；4月13日，又宣布海南全岛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并逐步探索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同时，央行准备放宽对商业银行存款利率上限的非正式指导，以上这些，都在体现“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办事效率。

从过去的经验看，投资的落地速度往往超预期，而改革的落地速度则大多低于预期，原因在于，前者是玩增量，皆大欢喜，后者是玩存量，利益再分配。因此，要让改革加速，就必须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

10日大清早，我赶去参加财经杂志举办的《财经》早餐会——重塑小微金融生态。我认为，长期以来小微金融很难做好的主要原因是：商业金融机构都是逐利的，小微金融对于大型商业银行而言，利太薄，成本太高，所以，最多只能像做公益那样做小微金融；对于中小金融机构而言，它们中的大部分也不大愿意做，是因为有监管套利的丰厚收益在。

那么，如何来改变这一现状呢？一是打破刚兑，二是加强监管，三是要打破资源垄断。其中，打破刚兑的口号喊了那么多年，为何还是未能打破呢？主要原因恐怕还是怕金融失控，但不打破刚兑的负面影响更大，这就需要在长痛与短痛之间进行取舍。而监管套利现象的长期存在，说明了政策存在漏洞，既然政策有漏洞，就应该马上补漏洞。

所谓的资源垄断，范围很广，既包括资金资源，又包括信息资源，前者多是有官方背景的机构，后者则官民兼有，如国内很多政府机构都有大量的信息数据，但彼此垄断，互不交流；民间的信息垄断则体现在超大互联网公司拥有大量数据，具有独占性。小微金融要发展，一是要有资金来源，二是要有相对多的信用信息作支持，如果这两方面都得不到支持，就很难做大。

中国经济崛起要把好质量关

在人民网组织“2018年中民投博鳌对话晚宴”上，中外官员和学者都对中国开放40年的年均GDP增速达到9.5%交口称赞。美国著名投资人罗杰斯在演讲中表示，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而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自然也对亚洲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正如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所言，“博鳌亚洲论坛吸引了来自全球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银行家、企业领袖，这说明大家对于中国的关注程度是显而易见的”。他参加晚餐会不久就起身告辞，称明天上午习近平主席要会见他，他得回去准备一下，足见习主席在亚洲国家领导人心中的份量。

不过，与罗杰斯、林毅夫先生这样的乐观派相比，我倒是觉得，当一名经济学者，就应该像一名医生，找病症是责任所在。于是，我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40年，堪称奇迹，但为何人均GDP水平至今只有韩国的三分之一？中国是1949年开始建设新中国，而韩国的战后重建是在1953年才开始的。过去40年韩国经济增速显然没有中国快，但为何韩国早已成为发达经济体，甩开中国几条街呢？显然是因为中国在1978年之前走了弯路，被韩国大幅超越了。因此，中国不能走弯路，如果前面走了弯路，后面即便经济增速再快，也很难赶上别人了。从过去40年看，中国经济发展是奇迹；从过去70年看，则日本、韩国经济发展是奇迹。

并且，GDP只是一个增量指标，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的目标。什么是质量呢？把居民可支配收入作为分子，把GDP作为分母，中国这个比值大约为40%左右，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大约为60%左右，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带动的居民收入增长不如发达国家。比如去年名义GDP增长超过11%，但农民工的收入只增长了6.4%。

衡量增长质量的指标非常多，如全社会杠杆率水平、基尼系数、股价指数的10年和20年涨幅等。过去10年，美国标普500指数几乎上涨了一倍，而上证综指却还下跌了两三百点。因此，我们必须要看到问题所在，通过问题导向来推进改革。

如今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已经遇到了障碍，即美国。特朗普已经把中国当成rival（带有敌意的竞争对手）。因此，中国今后谋求发展的外部环境将变得很艰险。

说实话，中国还没有做好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准备，中国也不想称霸。就人均GDP水平而言，中国只是美国的六分之一；就中国制造业科技水平与美国相比而言，差距甚大，完全不能与1985年日本与美国等签订广场协议时的日美之间的科技水平相提并论。因此，中国一定要保持清醒，认识差距，坚持走改革和开放的道路。

博鳌三天，很多时候都在议论中美贸易摩擦问题，都在回顾中国加入WTO的过程，都在反思历史。我最真切的感受就是，通过畅快而深入的交流，更容易达成共识。因为只要大家所获得的信息对称，逻辑演绎过程倒反而简单明了。（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齐鲁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李迅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