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议863计划的四位科学家，左起陈芳允、王大珩、杨嘉墀、王淦昌。
今年，是我国开始研制核武器60周年，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4周年，是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51周年。当年意气风发、功勋卓著的两弹一星元勋当中，仅有5位耄耋老翁健在。其中的长者、九三学社社员程开甲先生即将步入期颐之年，成为两弹一星功勋章获得者当中的首位人瑞。谨祝程老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6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们带领广大科技工作者、工人和战士，在我国经济和科学技术基础十分薄弱、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造出了新中国的“定海神针”——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中国人民从此过上了平安的生活，新中国从此成为国际社会中有影响力的国家。前辈们开创的两弹一星精神，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宝贵财富。
1981年，邓稼先与同事在杭州岳飞庙合影
1999年，在建国五十周年大庆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23位科学家颁发、追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在他们当中，王淦昌、邓稼先、陈芳允、赵九章和程开甲等5位科学家是九三学社社员。他们身上闪耀着九三学社爱国主义、思想前瞻、无私奉献、提携后学传统的光芒，闪耀着九三学社追求民主科学的价值观。他们永远是九三学社的楷模，他们的事迹和功勋是我们今天追逐中国梦的动力。
2018年2月9日，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看望百岁老人程开甲先生。
王淦昌、邓稼先、陈芳允、赵九章和程开甲等5位科学家出生于1907年至1924年间。在青少年时期，他们亲身经历了国家分裂、惨遭侵略、人民沦为亡国奴的痛苦。学校用日文授课，课本里面的太阳是日本。体育老师用日文发口令，音乐课教日本国歌。中国百姓被迫向日本兵行鞠躬礼，否则就要受到毒打。亡国奴的切身之痛和不愿任人宰割的刚强倔强让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深深懂得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宝贵。童年的王淦昌曾经对母亲说，我要像岳飞那样，为国家出力，我要做一个有用的中国人。1956年，王淦昌先生受国家委派到苏联核子研究所工作。他利用研究所的加速器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0年中苏分裂后，王先生回到祖国。不久，负责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刘杰部长安排他参加核武器研制工作并对他说,你现在在国际上的名声很大,而这项新的工作因为涉及国家安危，必须严格保密、隐姓埋名、断绝一切海外关系，你要有心理准备。王先生的回答是:我愿以身许国! 1958年秋，邓稼先在钱三强副部长的办公室接受了研制核武器的任务。当天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对妻子许鹿希说：“希希，我要调动工作。往后家里的事我不能管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将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程开甲先生曾经感慨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不可能到美国去喊美国万岁,我只能喊中国万岁。我这辈子的最大心愿就是国家强起来,国防强起来。掷地有声，感人肺腑。
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王淦昌先生
5位科学家曾经先后到美国、德国和英国学习。他们留学是为了了解和掌握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救国、报国。王淦昌、程开甲先生分别留学德国、英国四年，陈芳允、赵九章先生分别留学美国、德国三年，邓稼先留学美国两年。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他们就把自己锻炼成为相关领域的顶尖人才，可见他们的救国、报国之心是多么迫切执着。王淦昌先生在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的1934年回到祖国、赵九章先生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回到祖国、陈芳允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948年回到祖国、邓稼先和程开甲先生受新中国的召唤于1950年回到祖国。他们从发达国家、和平环境、顶尖大学回到日军铁蹄下的战火之中，回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无论什么样的困难，都无法动摇他们报效祖国的决心。如果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和成就后留在那里工作，他们的生命不会遇到危险,他们的生活会过得十分安逸、十分优越、十分超脱；他们可以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名。但是,他们早早地回到祖国并成为九三人,这是因为他们淡薄名利,因为他们鄙视享受,因为他们崇仰的是祖国、是人民、是民主与科学。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先生逝世当天，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以诗哀悼：“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这不仅是对邓稼先个人的赞扬,也是对我们九三学社前辈的赞扬。5位科学家的理想、志向在于国家独立、民族强盛，绝非个人地位，更非金钱能左右。他们视名利如粪土，视国家利益如泰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报效祖国之路。他们是九三学社社员永远的楷模。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浙江大学担任教授的王淦昌先生和同事一起挨家挨户宣传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募捐废铜烂铁，造抗日枪炮，支援抗战。王先生既出钱又出力，他把结婚时的金银首饰和积攒多年的银元都捐献了。1960年，王淦昌先生从苏联回国之前，把工作期间积蓄的14万卢布全部捐献给祖国，希望祖国早日度过困难时期。在一次原子弹模型计算的过程中，邓稼先睡不着觉，凌晨三点来到机房检查计算结果。为了核实一组数据，他把已经睡觉的孙清河等青年同事叫起来询问。等问题搞清楚了，天也已经亮了。邓稼先问大家，昨晚你们吃夜宵了吗？你们饿不饿？孙清河抱怨说，饭还吃不饱，哪有粮票吃夜宵呀。邓稼先从兜里拿出几斤粮票，分给在场的同事每人四两。回忆起五十年前的这件事，孙清河激动地说，那时候，每人每月只有28斤粮票，又没有副食，粮票是多么珍贵呀！当时我拿着这四两粮票的感觉，今天你给我四两黄金也无法相比。现在想起来，我不应该收老邓的粮票，因为大家每月都只有28斤粮票。赵九章先生少年丧父母，14岁辍学，去杂货店当学徒维持生计。他利用业余时间勤学苦读，终于考上清华大学。赵先生的姨父戴季陶是国民党要人、蒋介石的拜把兄弟，但他从不依靠亲戚的权势谋个人利益。从德国学成回国后，他选择到西南联大教书，把学到的知识奉献给人民、国家。那时，他的生活贫困到和夫人长时间轮流合穿三条裤子！一次赵先生的小女儿生病，他无钱给孩子治病又不愿接受施舍，是吴有训老师援之以手，才救了孩子一命。建国后，赵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发工资的时候，他看到有同志交党费，而他不是党员，没有资格交党费，心里非常不平静。他对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始终怀有一份爱心、一份责任。他想到他是一名工会会员，从此每当到领工资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工资袋里抽出100元钱交工会会费。那时，北京市的最低月收入是8元钱，100元是很大一笔钱。文化大革命中，赵先生身陷困境、惨遭迫害。在去世之前，他还到处找人缴纳工会会费。这是科学家淡泊名利、对党忠诚的真实写照。陈芳允先生研制的微波统一系统，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减轻了卫星的荷载、缩减了地面设备的规模，为国家节省了大量投资，使中国的卫星测控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他本人也成为中国卫星测控技术的奠基人。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四位院士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建议为了中国人的21世纪，务必尽快发展我们的高科技。3天后，邓小平同志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请找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并拨款100个亿。863计划实施后，在15年间共取得国内外专利2000余项，发表论文47000多篇，累计创造新增产值560多亿元，产生间接经济效益2000多亿元。陈芳允先生的生活十分节俭。他自己给自己理发，衣服破了，都是自己缝补。直到80岁高龄，他仍能轻松地将缝衣线穿进针孔。陈先生病逝后，前来吊唁的同志看到他家里使用的家具十分陈旧，窗户上挂着褪了色的布窗帘。程开甲先生从1962年起负责核试验的总体工作。他的团队研制出核试验所需的1000多台仪器设备，解决了核试验测试、取样和控制等诸多问题。程先生工作在天山山脉一个无名的山谷中，住的是用石头和黄泥垒起来的房子，吃的是土豆白菜，隐姓埋名数十年，无怨无悔，无私奉献。
九三学社前辈们勤于治学、仁者厚德、奖掖后人的道德文章令我们永远景仰。在当前理想与信仰缺失，道德沉沦、人心浮躁、追求功利的社会环境中，回顾我社的历史，总结并弘扬我社的传统与核心价值观尤为重要。作为九三学社成员，我们崇敬前辈们的成就和人格，更要学习和继承他们的精神并传给后人。一个只崇尚明星大款、轻视英雄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为了我们的后代生活得越来越好，我们有责任传播5位科学家那一代人的故事，弘扬他们那一辈人的家国情怀。共和国的大厦，是成千上万名邓稼先用生命和血汗建设起来的。他们的精诚报国之心，与山河共存。共和国的千秋大业，与日月同辉。
邓稼先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思想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许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