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目标是一切为了祖国的需要，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是我的信念。正因为这样的信念，我才能将精力全部用于我从事的科学研究和事业上。
——程开甲
54年前，中国西部的戈壁上空腾起巨大蘑菇云，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声东方巨响的背后是当时一大批科技工作者隐姓埋名、呕心沥血的坚守与奋斗，其中就有一个传奇人物——程开甲。
作为九三学社社员，“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院士为我国原子弹、氢弹以及 30 多次核试验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年8月3日是程开甲院士100周岁的生日。
海外求学 立志科学报国
1918 年 8 月 3 日，程开甲出生在江苏吴江盛泽镇一个“徽商”家庭。受吴文化崇教尚文影响，祖父程敬斋最大的愿望就是家里出一个读书做官的。程开甲还没出世，程敬斋就给未来长孙取名“开甲”，意即“登科及第”。
1931 年，程开甲考入浙江嘉兴秀州中学。这是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陈省身、李政道等人都曾在这里求学。在秀州中学，程开甲接受了 6 年中西合璧的基础教育和创新思维训练。
秀州中学图书馆有许多名人传记。伽利略、爱因斯坦、牛顿、法拉第、巴斯德、居里夫人、莱布尼茨、詹天佑等科学家的传记，程开甲全部借阅过。他后来回忆说：“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渐渐萌发了长大后也当科学家的理想。从此，我处处以科学家为榜样，沿着他们曾经走过的道路而努力。”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的炮声打破了年轻学子心灵的宁静。程开甲和同学们认定，要救国，就得有本领。他以优异成绩考取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公费生。在这所被称为“东方剑桥”的流亡大学，程开甲接受了竺可桢校长科学救国思想的熏陶，并遇到了束星北、王淦昌、陈建功和苏步青等大师。大学三年级时，程开甲撰写的论文《根据黎曼基本定理推导保角变换面积的极小值》，得到数学家陈建功和苏步青的赏识，推荐给英国数学家 蒂奇马什教授。这篇论文还被苏联《高等数学教程》全文引用。
1944 年 10 月，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访问浙江大学，带来了程开甲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当时，程开甲完成了论文《弱相互作用需要 205 个质子质量的介子》，提出存在一种新介子，并计算出新介子的质量为 205 个质子的质量。王淦昌将这篇论文推荐给李约瑟。李约瑟看了很高兴，还亲自为文稿修改润色，之后转交给英国理论物理学家狄拉克教授。遗憾的是，狄拉克对基本粒子的看法有些偏执。在给程开甲的回信中，他武断地认为：“目前基本粒子已太多，不再需要更多的新粒子，更不需要重介子”，使程开甲的这篇论文未能发表。
因为相信狄拉克的权威，而且此前，狄拉克已将程开甲撰写的另一篇论文《对自由粒子的狄拉克方程推导》推荐给《剑桥哲学杂志》发表，程开甲就放弃了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后来，这方面的实验成果于 1979 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实验测得的粒子质量与程开甲当年的计算值基本一致。不能不说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
1946 年，经李约瑟推荐，程开甲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幸运地来到爱丁堡大学，成为被称为“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的 M. 玻恩教授的中国学生。玻恩一生中共带过 4 个中国学生，他们是：彭桓武、杨立铭、程开甲和黄昆，后来，他们都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中，程开甲、彭桓武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程开甲、黄昆成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值得一提的是，程开甲、黄昆均是九三学社社员。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赴英国之初，程开甲原本想继续从事基本粒子研究，但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把超导理论研究作为主攻方向。 1946 年底，他聆听了一场关于超导实验的报告，对超导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把超导元素和非超导元素进行归类，在动量空间勾画出它们各自的分布图，发现了分布规律。玻恩看到程开甲画的图，觉得很有道理，鼓励他继续研究下去。从此，程开甲对超导问题的研究一发不可收拾。短短几年间，他先后在英国《自然》杂志、法国《物理与镭》杂志和《苏联科学院报告》上，发表了 5 篇有分量的论文，并于 1948 年与导师玻恩共同提出超导“双带模型”。
1948 年，程开甲获得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玻恩推荐他担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年薪 750 英镑，这待遇在当时已经很高。
1950 年，程开甲响应新中国对海外学子的热切呼唤，怀着一腔报国热忱，谢绝了玻恩的挽留，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回国前的一天晚上，玻恩和他彻夜长谈，知道他决心已定，就叮嘱他：中国现在生活很苦，买些吃的带回去。程开甲非常感激导师的关心，但在他的行李中，什么吃的都没有带，全是他购买的建设新中国急需的固体物理、金属物理等方面的书籍和资料。
回国后，程开甲先后在浙江大学和南京大学任教。为适应国家大搞经济建设的需要，程开甲主动把自己的研究重心由理论转向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领域。1950 至 1960 年间，他先后发表了《内耗热力学研究》等10 余篇论文，开创了国内对于热力学内耗的系统研究。他提出的普适线型内耗理论，对热力学内耗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同时，他还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固体物理学教科书。
1956 年 3 月，程开甲作为国内固体物理和金属物理方面的专家，参与了国家《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1958 年至 1960 年，根据组织安排，程开甲与施士元教授一起创建了南京大学核物理专业，同时参与筹建江苏省原子能研究所，由此开启了实现科学报国之志的新征程。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新中国发展历程中一个极不寻常的时期。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帝国主义的核讹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决策研制“两弹一星”。一时间，大批优秀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在国外已卓有成就的科学家，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来。
1960 年盛夏的一天，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把程开甲叫到办公室说：“开甲同志，北京有一项重要工作要借调你去。你回家做些准备，明天就去报到。”说完，拿出一张写有地址的纸条交给他。就这样，程开甲加入了中国核武器研制队伍，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从此，他隐姓埋名，在学术界销声匿迹 20多年。后来，程开甲才知道，调他参与研制原子弹是物理学家、核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点的将，最后批准的是邓小平。也是在后来，程开甲才知道，南京大学因不同意放走这个骨干与北京方面打起“官司”，最后还是聂荣臻元帅亲自给国家教育部部长和南京大学校长写信，才使问题得到解决。
以身许国 建功核试
中国原子弹研制初始阶段遇到的困难，是现在的人们无法想象的。
原子弹研制技术是国家最高机密，有核国家都采取最严格的保密措施。美国科学家卢森堡夫妇因泄露了一点秘密，就被判以电刑处死；福克斯也因泄密被判 14 年徒刑。中苏关系“蜜月时期”，聂荣臻元帅和核工业部宋任穷部长去苏联参观，也看不到有用的东西。那时候，我们得不到资料，买不来仪器设备，完全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闯出一条路来。
根据核武器研究所领导任务分工，程开甲分管材料状态方程的理论研究和爆轰物理研究。当时，核武器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是邓稼先，他选定中子物理、流体物理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三个方面，作为原子弹理论设计的主攻方向。核武器研究所高温高压组只有胡思得、李茂生等几个年轻人。
程开甲来到核武器研究所的时候，高温高压下的材料状态方程求解正遇到困难。胡思得向他详细汇报了做过的所有工作，也讲到了利用托马斯-费米理论时遇到的困惑。程开甲认真听取汇报，不时插话讨论。有些概念，例如冲击波，他也是第一次碰到。好在他在南京大学研究过托马斯-费米理论，还在《物理学报》上发表过关于 TFD 模型的文章。当时，高温高压组的成员大部分没有学过固体物理，更没有学过类似托马斯-费米理论的统计理论。为帮助他们在更高的平台上做工作，程开甲决定给他们系统授课，提升他们的业务能力。
那段时间，程开甲脑袋里装的几乎全是数据。一次排队买饭，他把饭票递给窗口里的师傅时说：“我给你这个数据，你验算一下”，弄得卖饭师傅莫名奇妙。身后的邓稼先拍着程开甲的肩膀提醒说：“程教授，这儿是饭堂。”吃饭时，程开甲又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把筷子倒过来，蘸着碗里的菜汤，在饭桌上写着、思考着。
经过半年的艰苦努力，程开甲领着胡思得等年轻人，第一次采用合理的 TFD 模型，计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力和温度，为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计算提供了依据。
拿到计算结果后，负责原子弹结构设计的郭永怀高兴得不得了，对程开甲说：“老程，你的高压状态方程可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啊！”
难题解决了，可程开甲却病倒了。1960 年冬天，领导不得不让他停止手头工作，回南京养病。为早日康复，程开甲学打太极拳、练气功，并下决心戒烟。1961 年春节一过，他就重返工作岗位。1962 年上半年，经过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孜孜不倦的探索和攻关，我国原子弹研制工作闯过无数道难关，终于看到希望的曙光。就是这时，我国经济到了最困难的时期。中央决策层就国防尖端武器研制问题，发生上马还是下马之争。关键时刻，毛泽东一锤定音：研制原子弹不是上马、下马的问题，而是要加紧进行。
1962 年 9 月 11 日，核工业部正式向中共中央写报告，提出争取在 1964 年，最迟在 1965 年上半年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为加快原子弹研制进程，钱三强等核工业部领导决定兵分两路：一班人马继续突破原子弹研制技术；另外组织一班人马，提前进行核试验技术攻关。很快，程开甲的名字被钱三强上报到领导那里。钱三强提议，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有关技术方面由程开甲牵头负责。
组织上对程开甲的工作又一次作了调整。程开甲很清楚自己的优势是理论研究，放弃熟悉的工作，前方的路会更曲折、艰难。但面对祖国的需要，他义不容辞。从此，他转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核试验技术。深厚的理论根底和领导、同志们的信任，使程开甲在中国核试验技术领域，很快打开了局面，并收获了一个又一个创新成果。
从 1964 年第一次进入“死亡之海”罗布泊，到 1984 年调回北京，为了中国的核事业，程开甲在戈壁滩上工作、生活了20 多年，历任核试验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以及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20 多年里，作为中国核试验技术总负责人，他组织指挥了从首次核爆炸到之后包括地面、空中、地下等方式在内的各种类型核试验 30 多次。他带领团队，利用历次核试验积累数据，对核爆炸现象、核爆炸规律、核武器效应与防护规律等，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
“努力不懈，不老长青”
1984 年，组织上考虑到程开甲年事已高，把他从戈壁滩调到北京，担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常任委员。由于工作、职责变化了，他的科研工作也发生变化。
一方面，程开甲围绕“假如打一场高技术战争，我们怎么办”进行思考，在抗辐射加固和高功率微波领域继续努力；另一方面，他开展基础研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程-玻恩”超导电性双带理论，创建了材料科学的 TFDC 电子理论，为材料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研究思想与方法。谈起晚年的创新成就，程开甲感慨地说：“我只是希望，我的建议、我的研究，能对我国武器装备的发展起到作用。”
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程开甲。他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届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他的研究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等奖，国家发明奖二等奖，全国科学大会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多项大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程开甲“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1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行 201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他颁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2017年，中央军委又把“八一勋章”颁授于他。这是党和国家的崇高褒奖，是给予程开甲这位国防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誉。
“我只是代表，功劳是大家的。”对于这些崇高的荣誉，程开甲有他自己的诠释：“功勋奖章是对‘两弹一星’精神的肯定。我们的成就是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去完成的。”
每每想起以前在核试验场区的生活，程开甲总是充满感怀。他说，自己还要“努力不懈，不老长青”。“科学技术研究，创新探索未知，坚韧不拔耕耘，勇于攀登高峰，无私奉献精神。”程开甲院士曾写下的这几句话，堪称他科学人生的自画像。
8月1日下午，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一行，专程前往程开甲寓所为期颐之年的程老贺寿，带去全体社员对程老的衷心祝福。虽已百岁高龄，但程老思路清晰、兴致很高，关注当下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他感谢九三学社对自己的关心，并问候“九三的同志都好！”临别之时，程老在家人的陪伴下，将邵鸿一行送至电梯口，并与大家挥手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