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克木先生被视为是现当代学术史上有名的自学成才的大学者之一，粉丝众多，影响甚深远。他熟练掌握了英语、法语、世界语、梵语、巴利语、印地语、乌尔都语等多种语言，能够进行翻译和教学。他的学术生涯是中国东方学学科史上独具特色的一页，其成才途径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最近黄德海充分利用金克木笔下的不少现实材料，编写了一部成长小说《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1]，为读者提供了金克木近九十载人生的概貌，对理解中国东方学学科史也颇有裨益。黄德海还出版了一部《剑宗读书法：金克木的习学之道》，透过金克木自学成才的经历解读，总结其独特的读书和学习的特点[2]。高山杉在《辨析<金克木编年录 > 中的几个片段》一文中，细致爬梳更多的史料，对金克木研究提供了精彩的补白[3]。

金克木（原名金业勤）的人生经历颇为丰富，在二战期间他赴印工作，成为人生的关键转折。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金克木从印度归国， 1946 年 冬受聘武汉大学哲学系。 1948 年 秋，他改聘到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金克木在北京大学的学术平台上，与北大互相成就，逐渐成长为一位被视为与季羡林并重的中国东方学家。本文利用新见的信札、档案等史料，梳理金克木入聘北大的经过及其与季羡林的学谊，为深入认识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初期的学科建设与中国东方学的发展历程，提供新的可能。

一   金克木在印度及其入聘武汉大学

1：金克木在印度的工作与学习略述

1941 年 5 月 25 日 之后，金克木离开昆明赴印度[4]。他到印度之后，受朋友周达甫（达夫）推荐，作为《印度日报》的记者和编辑在加尔各答工作。他在印期间的主要工作单位就是《印度日报》，他担任过该报的主笔[5]。

1942 年春天， 金克木曾和温宁源在加尔各答参加过一次小型的诗歌朗诵会[6]。 1942 年 12 月，《印度日报》的撰稿人王福时（ 1911-2011 ）翻译的《印度概观》由中华书局 出版。该书后来再版数次。其 1943 年版的译者“前言”中曾指出：“本书译稿曾蒙郭中翼、金克木两先生校对，特此致谢。”[7]王福时当时在印度开办内外文化供应社，还“在印度为国内经营图书进出口事业”[8]。金克木在《印度日报》的同事还有李缄三（曾任中央通讯社驻印代表）、石宝瑚等人[9]。金克木、谭云山、柯俊（工矿调整处驻印代表）、李缄三、周达夫、法舫法师等人还出任过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印度分会的理事[10]。

田新亚的《印度“圣地尼克坦”》一文曾回忆：“ 1943 年泰戈尔的诞辰，在印度，我和金克木兄应邀到‘圣地尼克坦’去参加那里一年一度的纪念会。克木兄当时是加尔各答一家华文报的总编辑。”[11]泰戈尔的诞辰是 5 月 7 日，金克木等人赴聖地尼克坦的印度國際大學大概就在此日。田新亞的回憶有不準確之處。《印度日報》屬於國民黨的黨報系列之一，由國民黨中央海外部主管，其總編輯也由該部任命。目前未找到有關金克木被任命為總編輯的材料。 1944 年 2 月， 顾执中赴加尔各答，出任《印度日报》的总编辑时，首次会面的同事就有该报社社长翟肖佛、“编辑部的负责人金克木，顾问沈万山等多人。”[12]当时在印度国际大学求学的白慧法师（巫白慧）也以为金克木是该报纸的总编辑[13]，亦属误会。准确地说，金克木是《印度日报》编辑部的负责人，而不是总编辑。

金克木在加尔各答时，常与在印居留、开会（如李方桂等）或者过境的中国学者（如罗常培、陈梦家等）多有联系。其比较亲密的朋友有吴晓铃等人。杜运燮（ 1942 年底至 1944 年初在印度 ）在口述回忆录《西天缘》一文中提及：

后来有机会，认识了加尔各答的一些在报界的中国知识份子，如金克木。他当时在加尔各答《印度日报》做编辑，挣了些钱后去泰戈尔国际学院读书。他邀我们到附近的佛教圣地去游览，那里有好几个与唐玄奘留学有关的地方，是佛教圣地。如那烂陀有个有名的大学，唐玄奘曾在那留学。后来他讲经超过了印度僧侣，成了那里的老师。金克木对佛教了解很多，做了我们的导游。在那里的旅游主要是看一些圣迹，如佛教圣地陆野苑、恒河上的佛教圣洞等[14]。

1944 年 9 月， 吕德润和金克木去印度国际大学参观访问：

九月初，我从前线去《大公报》驻加尔各答分销处郭史翼兄处小休。在加城从事研究工作的金克木兄邀我去印度中国的国际大学参观访问。国际大学是印度哲人泰戈尔获得诺贝尔奖金后创办的，其中还设有一个中国学院。学院聘请了谭云山先生为院长，金克木的朋友吴晓铃先生就在那里教书。我俩是应吴晓铃、石素贞夫妇之邀去那里做客。当金克木和我从加尔各答乘火车赶到国际大学时，吴晓铃先生告诉我……[15]。

李树青 1945 年夏游历印度时，“因晓铃故，又得认识金克木先生。克木先生的哲学家的味道从名字上已经看得出来。金先生研究佛学最深，颇有心得。和我这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研究佛教的，又自不同。从克木先生的谙熟印度掌故里，我晓得了印度还有一位猴神，为《西游记》上孙悟空的蓝本。”[16]

在印滞留五年，金克木一面工作，兼顾游学。金克木当年在印度学习印地语和梵语的情况， 1984 年 8 月的《天竺旧事》一书中虽有一些片段的回忆[17]，但事隔四十年，已不如当年所记那么清晰。 1943 年 11 月 27 日，金克木（笔名止默）在翻译泰戈尔《我的童年》的译后记中，有如下的记载：

    去年十月间，为了偶然的缘故，我和异地重逢的老友刘宗翰兄请了一位印度朋友每周教我们两回印度的“北方话”的民间国语——印地语（Hindi）。断断续续三个月间，总算把一本《印英自修读本》念了一遍，但因为不用心学，又是业余，自然是完全没有学会。今年初，在国际大学执教的吴晓铃兄偶然告诉我他从前开始学梵文的美国课本。我接着便在加尔各答的帝国图书馆里找到了这本书，便一面抄一面读，居然把不敢尝试这号称最繁难的文字的心理打破；可是一开始学印度古文，那印度白话便完全搁下还给老师了。在半年之间，在与古书学问完全无缘的工作的余暇，靠了师觉月博士（ Dr.Prabodha Chandra Bagchi）不时解释疑难，居然我把这本《梵文初步》自修完了。接着应该读《梵文读本》，可是又是美国课本，在印度，尤其是战时，又只有到图书馆去抄。幸而周达夫兄远从浦那给我借了一本寄来，才使我的学印度古文的尝试没有像学白话一样的一步就完。这时，在国际大学研究中文的乞寂法师（ Shantibhiksun Shri ）和国际大学印地语学院院长二吠陀先生（ Pandit Hajari Prasad Dvivedi ）的指点，我才发心到印度旧式修学梵文私塾的中心，印度教第一圣地波罗奈城（ Berranes ）来。藉许多友人的帮助，我的心愿竟获实现。可是没有住在印度教圣地，却到这佛教圣地，距波罗奈城七英里的鹿野苑（ Sarnath ）来，偷度几个月的自私生活。一到鹿苑后，除了自己读《梵文读本》以外，又把“白话”拾起来，找一位先生来教印地语。可是乞寂法师推荐的一部《摩诃婆罗多》大史诗的白话本绝了版，我手边除了国际大学的印地语季刊以外，就只有该刊编者二吠陀先生译成印地语的泰果尔翁的《我的童年》。于是我便念它。一面念，一面译，结果就产生了这本小书。

……

止默 ，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于鹿野苑 [18]

通过这则后记，我们得以知道，金克木是在 1942 年 10 月 之后先学了印地语[19]，其后在吴晓铃的触动下，开始学习梵文。他所用的梵文教材是美国所出的《梵文初步》（ A Sanskrit Primer）和《梵文读本》（ A Sanskrit Reader ）。金克木在学习梵文的过程中，多次得到印度首屈一指的汉学家师觉月（ P. C. Bagchi ）教授的指点。在《“汉学”三博士》一文中，金克木曾写道：“到加尔各答不久，我就由友人介绍到师觉月教授家里去拜访。”“每当我在加尔各答总是忘不了去一次师觉月教授的小书房。”[20]可见，金克木与师觉月颇为熟悉，他向其请教梵文是很自然的。 1996 年 4 月 ，金克木在《风义兼师友》一文中，对在印度的此段学习情况也有所回忆：

在印度加尔各答，到“帝国图书馆”看书成为我每日自定的功课。那里房屋设备陈旧而借书方便。我找到了一本用英文教梵文的读本，便抄了读，并作练习，一天一课，几个月读完。打开了这丰富宝藏的大门。因为当时正和一个朋友一同跟印度人学印地语，所以字母发音不必请人另教[21]。

金克木在印度五年的学习、工作、参访、游历，不仅打下了丰厚的印度学、佛教学基础，而且对他实地认识印度和反观中国，都有莫大的益处。其意义可以用金克木在《图书评介：当代印度丛刊弁言》一文中的一句话来归纳，即：“中国是我们自己的事；印度是我们的一面镜子。”[22]

2：从印度返国前夕：金克木的三封信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远在印度的金克木也萌发了归国的念头。他在印度及其回国的情形，可以从他现存的三封信中略窥一二。

第一封。 1945 年 2 月 19 日，金克木致函在英国伦敦的于道泉。 其函内容如下：

兄欧游已久，自在港获手书后，至今始重获消息，不知是否尚拟在欧久住，拟欲返国？梵文在欧是否仍继续？尚祈示知。吠陀研究虽有德人彻底努力，今仍可有新发展，（将神话作历史的材料）。佛教则Heidelberg大乘学会之外，比法之Poussin、Lamotte努力亦多，不知此外近年来有无新发展？英国梵学本不昌盛，Keith已故，Thomas之一似尚在，伦敦大学之B. Heiman女士并不甚高，弟之所知尚多系十九世纪情形。廿世纪研究除佛教外，所知甚少，如兄能见示一二欧洲梵学近况，甚感。中国梵学中绝已久（去岁李方桂先生来此参加印度东方学大会曾见），现在印学梵文者，周达夫君已考得孟买大学Ph.D.学位， 惟侧重对音，未精梵文。吴晓铃兄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谭云山院长）教中文，学梵文，重文学。尚有二和尚，一在锡兰学巴利，一在国际大学学梵文。又一还俗和尚在国大亦教中文，学巴利。国内自许地山故后，仅德人李华德又在昆明联大开梵文班，闻有三学生。此外，闻季羡林君（清华）在德学梵文已九年，闻成绩甚佳。

李安宅先生与式玉姊曾游西陲，近大约在成都华西大学任教。式玉姊自己精通藏语；道源兄自在港通讯后，即无消息，彼时在蓬莱。绿（陆）华姊妹在陕，以后均无消息，不知兄以后获得彼等消息否？

罗莘田先生近经此赴美教书；向觉明先生在昆明曾见，以后去炖煌，现恐尚在西北。

弟在此住至三月间，兄收此信时如在二月底三月初，则回信尚可寄此间，以后则请寄下列地址为可靠。 Kin Kemo先生，由Kuo Shih-I先生转，P-24，Mission Row扩建部分，印度加尔各答。

公超先生、理逊先生经印均曾晤及。炳干兄亦请代问好，彼近似去巴黎一行。敝友卢君似已返渝，倘萧兄知彼近况，请代询示知为感。弟六载苦行，已冤亲平等矣。

十年别绪，万里海天，回忆燕市昔年，如同一梦矣。

              敬颂

教安！

弟 克木 顿[首] 三十四年二月十九日 鹿苑庙中

Kuo Shih-I即《大公报》派驻加尔各答的记者郭史翼。此信表明了金克木对国内外梵文学者与梵语教学情况的关注，他首次提到了在德国学梵文九年的季羡林。“闻成绩甚佳”，即是肯定，也透露相关情况是他从别人那里听到的。金克木对西方的梵文研究情况，后来写成一篇短文，刊发于《西方日报》上[23]。

第二封。 1945 年 6 月 12 日， 金克木在加尔各答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自己在印度的一些情况。

从文先生：

　　五月廿五日手书奉悉。承关注极感。前得余先生过印时未及相见，至以为怅。运燮兄良铮兄在印均数见，运燮兄并曾同往游鹿野苑，故对弟在印情形当可转达，惟对近年余之变化不悉耳。

　　在鹿苑得遇明师，梵文巴利文均入门，现代印语（国语）则未深究，仅由其国语译本转译泰翁《我的童年》。译后由吴晓铃夫人石真女士以孟加拉原文校改一过，现在商务排印中。此外，前年徐迟曾在渝代出小书一册，想亦早见及？来印成绩只此而已。读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欲其真通，非埋头不动干三五年不可，而今之环境心情均不能，其无所成盖可必矣。所读偏文哲方面，惟梵诗过于倚赖文字美点，有如中国旧诗，虽以同源之西洋文字译之，除公认之少数德译外，英译均不行，故亦实无法转为华言。佛教典籍中，如什师奘师所译，文义兼顾，散文有时铿锵胜于原作，然一及韵文（如旧译《佛所行赞》之类）诗味全失。《中论》《俱舍》等言理之作，达意而已，差堪相副，义净之能，《一百五十赞佛颂》亦觉诘屈，可见其难。而梵文学几全为韵律之作，介绍之功戛戛乎其难哉！《五卷书》偶见卢冀野君译为文言，不知何据，风味全失。曾以四言佛经体译故事，六言译诗句，成二篇即弃去，将来再动手当作白话。吠陀近读数章译为六言八言，实难信雅。晓铃兄专攻梵剧，或当有成。弟所读偏重哲学，或则介绍较易，但佛教以外仍需锤炼新词，亦颇为难。来印前二年忙于与学问无关之“新闻”，后二年内又仅二冬用之读书，实则仅有一冬真正从师攻世界最难之巴你尼文典，如是而望其有成，不亦难乎？李方桂、罗莘田两先生后，又蒙先生远予策励，益增汗颜矣。至于当代印度文坛则颇为萧条，印语杂志不多，好者尤少。报纸无副刊，加以方言（文字）太多，穷苦人太多，文盲太多，销数有限，作者无稿费，物质上已难多产。而新风未普，旧日之传统体裁仍有势力（如其电影，千篇一律，且多神话片），杰出者亦寥寥。民众所嗜仍是三百年前之白话之宗教史诗。方言文学中，孟加拉语（泰翁所用）较胜。石真女士在国际大学专攻已两三年，可谓已告成功，现已开始从事选译。国语中之回教语诗因为前朝官话较为纯粹。印地语则非口头语之诗尚流行，口语文学方在创造。至西印古甲拉第语（甘地用语）、马拉提语，及南印各方言文学亦各有所长，未能深知，但大多不脱前人窠臼。总其原因，印度虽交通发达，经过百年以上之工业化，而其人民多数仍为千年以前之生活思想，加以宗教缚锁，习俗难移，文学亦随之而似缺一五四运动矣。

　　树臧兄消息闻之甚为欣慰，前杨刚过印时已曾言矣，马耳来时又说其不可靠。今既有所归，无论他人谓之何，如愿即是幸福。弟自昆明一见之后，未能忘怀，并无他意，只觉歉仄于心。杨刚曾问“是否有报复之意？”自忖实无。今闻证实此讯，如释重负。卢君近闻已在日内瓦与使馆中人订婚，或已结婚。此乃大幸事，弟亦随之而获“解放”。第不知萧郎知之否耳？其表兄（追之十余载）去岁亦在渝与粤女结婚。此一重公案告一段落，所余者萧与某两个聪明的傻瓜而已。年来认识一女友，现在昆明南菁教书，姓贺，燕大学生，曾欲来印，不意最近签证被拒，牢骚之至。理科学生（文字就信看也不错），北方人，当年埋头读书，及年华逝水，然后恍然，欲追欢乐，业已过时。其人甚为爽直，其情极可同情，虽未谋面，已成良友，几步卢君（通信五年）之后尘。然八小时之航路虽短，而一纸之签证为难。倘苹果不落向地球，据说地球必落向苹果，倘两不相下，则最好是来一人把苹果吃去。接先生来信后曾去信问她愿不愿见先生，如先生有熟人认识她，盼便中照拂，因自傲之人转而自毁，极其容易也。今之女人心理似均转趋一辙矣！（介绍新环境新朋友，介绍与杨刚通信谋去美以慰之。）

　　国内情形此间由《大公报》可见一二，传闻所及，亦颇黯然，眼所见到者或尚较国内为多。一出国门即耳目大异，如去重塞，且深知国之重要，尤其处于此时此地。故对国内极为关切而无如何。弟本欲去欧洲一行，今岁即打消此意，一则年事已长，不便长此漂流；家母渐衰老，不能长在友人家中寄居。二则国家多事，自己不争气，走到天边亦复受罪受气（无心肝者当除外），心中不安也。本预备三冬读书，秋间去浦那专读主要经典（婆罗门教），不意近来心情大乱，很想返国。当然贺君来印不成亦一刺激，加以曾在重庆目睹怪现状，今变本加厉，返国亦只有去昆明，而不欲去渝，（家母在筑）。现在此并无牵挂，不读书，不做事，不安心，则不如归去。去国四载，不知满街吉普之金碧路上仍能容一无足轻重之人否耳？此间所购数箱梵籍，惟有俟战后交转运公司运上海。但如飞回国，则十八公斤行李，下机后样样须买，深恐不免冻馁矣。返国奉母乃第一义，目前尚犹豫未决，三两日内如决定时，行期总在年底以前国内大热闹之时欤？有暇祈将国内情形示知为幸。

　　此间友人出一《中国周报》（弟不负责），其“文艺之页”编者为李极光兄。曾出泰翁八五诞辰特辑，有弟一文《创造的统一》及石真自孟加拉原文译诗，尚有未发表之泰翁访华照片，兹将画页抽印者寄奉一份。故人良多，当增感慨。诗文未便一次寄，贺君与渝徐迟处似皆有一份。弟并在该刊发表《少年行丙》（上），未完成之旧作，永远不完成矣。先生所提及之“小报”为何性质？倘心情较佳时或当寄短对话谈印度文哲之类，政经则不易谈不能谈也。以后赐教祈寄《大公报》郭史翼兄转较妥： Mr. Kin Kemo, c/o Mr. Kuo Shih-I, P-24, Mission Row Extension, Calcutta, India. 。 敬颂

　　教安！

弟    金克木顿首    六月十二日之琳兄等并祈代致意，恕未另[24]。

金克木在鹿野苑所遇的明师是指退隐鹿野苑的憍赏弥老居士。泰戈尔《我的童年》译本是商务印书馆 1945 年 7 月 初版的，金克木写此信时，尚未拿到该书。金克木所学印度古典文献，偏重文哲方面，这也是他日后研究的重点。金克木在学习的过程中，尝试翻译《五卷书》和吠陀诗句，感觉到翻译之不易，尤其是较难选择合适贴切的文本形式和汉文译语。有关近期的行程安排，他确实曾有游学欧洲的计划，只是考虑家国的事情较多。此时金克木的母亲在贵阳（“家母在筑”），“返国奉母乃第一义，目前尚犹豫未决。”金克木在抗战胜利前夕的这封书函，在在反映了他当时的困境与矛盾心态，也描述了他在印度学习的大体收获，这使他未来成为一名印度学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金克木写此信后，并未决定立即回国，而是又去浦那继续研究，与郭克雷（V. V. Gokhale）教授合作，共同校订了梵本《阿毗达摩集论》。

第三封。 1946 年 5 月 21 日， 金克木在收到于道泉从英国寄来的书信之后，又回复了一函。该函内容如下：     

  Calcutta

                                                       May 21, 1946

道泉先生：

昨寄一信未发即接来示，知已与 H 教授面洽妥弟赴英事，无任感谢！惟弟同时收到家母一函，知家母已随友人全家由贵阳去上海，约 6 月下旬可到沪。如此，则弟不能在印久候，必先至沪安家以后再赴欧。预计在印办手续，候船亦需时数月，与返国前往费时略等，但往返路费较多，须到沪再设法耳。请代向 H 先生解释下列各点为幸：

1 ．家母已去沪，弟必须先回沪安定后，始能赴欧，薪俸仅足维持一人，更不能不先安家，俾家母能稍有定居。现中印间每月仅有一船，拟六七月间启程，七月底以前可到沪。

2 ．薪俸虽低于予中国学生之Scholarship，但如与他人平等，且可维持个人，弟当不介意。如校方公布办法，能有增加最好，不增亦不成问题。惟旅费如校方照例不供给，则弟前往时为筹旅费或将延迟时间，务请其见谅。

3. 在印办护照Visa及等船之Priority，普通均须半年时间，有家眷者（英人）甚至候至一年。故回国办护照手续反较简便（只要有聘书为证件。）（香港英间船较多，）沪英船虽较少，但候船者不致如印度之多。故弟去沪再去英，在时间上并不比留印去英为延长。所成问题者，即前述之旅费须再筹耳。

4. 弟之生年履历另函开上。如六月间可发聘书，则弟能在印收到，最佳。否则弟决定启程之日当函告寄沪。学校是否于十月间开学？弟如不及于开学前赶到，想无大关系。（弟并无degrees，想无关重要 ? ）

先生接受北大聘约，闻之极为欣慰，弟前去函罗莘田先生时曾提及先生在英，“楚才晋用深可惋叹”。今回国有日，深盼能在英先相晤，然后送先生登舟也。藏梵汉字典计划弟极为赞同，不知已写卡片者除 Mahavyutpatti 外，尚有何材料？ Radhar之十地经（Da？abhūmika） 之glossary（ 梵藏汉蒙）巴黎书店书目中尚有之，已引用否？弟亦集有梵汉（哲学）卡片数百张（皆玄奘译），并有印人之藏梵对照附 index 书数种，将来均可供先生用。日内弟如获得《辨中边论颂》梵本残卷照片，若可以校刊时，并拟请先生合作，由藏文对勘，作 词汇表 。此书可有梵、藏、玄奘、真谛四本对照，且在哲学上极为重要。弟意先为一本书作glossary，然后逐一扩充配合；先全用旧译，然后加以修改补充。不知先生以为如何？Mahāvyutpatti除日本两种外，此间 B.I. 丛书中亦有梵藏英对照本，但不能购齐，先生当已用过。即颂

  教安！

       Prof. G. Haloun 处請代致意。

                                      弟 克木書[25]

    □□□间寄香港，航空，挂号，均不收。中国银行□□□交，培新尚无复信。

    弟现居加城，覆示祈寄加尔各答。

  Mr. Kin Kemo,

                c/o Mr. F. S. Chou,

                Senite no. 16,

                A.C.Mansion,

                  Bentinck Street

                  Calcutta, India[26] 

于道泉利用在英国工作之便，于 1946 年春 夏之交推荐金克木去英访学。至于信中所说的 H 教授，金克木《奇人不奇——记于道泉教授》一文中又提到了他：“战后他（ 指于道泉——引者注 ）知道了我和一位印度教授合作校勘出梵本《集论》，便介绍我去剑桥大学和一位德国教授合作。”[27]据王邦维老师面谕，此处所谓的 H. 教授，并不是一位德国教授，而是指G. Haloun， 即当时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的出生于苏台德区的捷克人（犹太籍）汉学家夏伦（ Gustav Haloun ，古斯塔夫·哈隆， 1898-1951 ）教授[28]。

夏伦也是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的汉学引路人。夏伦教授也曾邀请季羡林去剑桥工作。 1945 年 12 月 23 日， 季羡林滞留瑞士时，“今天收到Prof. Haloun（哈隆教授）、Prof. Kern（克恩教授）、Prof. Beck（贝克教授）的信 。Prof. Haloun （哈隆教授） 告诉去我、范禹（龙丕炎）现在美国。他预备在剑桥大学设一个讲师的位置让我去，我看这些消息，忽然心里又兴奋起来，坐立不宁。”[29] 12 月 27 日 ，“回来仍然到楼下图书室去。写给Haloun（哈隆） 一封信。一直写到快吃晚饭才写完。”[30]夏伦所说的只是他的一个预备计划，距离他建议剑桥大学直接给季羡林发讲师聘书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季羡林给夏伦教授的回信，虽不知内容为何，但此后季羡林离开瑞士启程回国，也未赶赴剑桥。

据白慧法师 1946 年 9 月 8 日 给太虚法师函，其中提及国内梵文学者，包括“现在回国之金克木、吴晓铃二君”[31]。可知，金克木是在 1946 年 9 月之前回国。他与先在上海的母亲汇合，从此再没有去过英国。其原因到底是没有获得足够的奖学金，还是要奉母为先或者受时局的影响，已经无法得知了。金克木此信函中提出的编纂梵藏汉辞典之计划[32]，最终也未能实现。

3：金克木受聘武汉大学

金克木从印度回国之后，就开始寻找工作。 1998 年 2 月，金克木 在《教师应考》一文中有简要的回忆：

一九四六年我从印度回国，武汉大学聘我为教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推荐人是吴宓教授。我一到上海，见到郑振铎先生时，他就说推荐我到大学教梵文，但未能实现。曹未风告诉我，吴宓先生在武汉。一联系，不久便得到电报说学校已决定聘我。到校后，吴先生说，他原是要我到外文系教梵文。文学院长刘永济先生把我安排在哲学系教印度哲学，因为那是必修课，又是缺门。梵文作为选修课，再加上一门印度文学（第二年改为佛教经论研究），就达到教授能至少开三门课的要求了[33]。

金克木提到郑振铎推荐他，应该是真有其事，虽然现存的郑振铎日记不全，没有 1946 年的这个时段的记载，但 1947 年 5 月 1 日前，赵景深在《记耿济之》一文中写道：“记得数月前，大约是振铎欢宴刚从印度回来的曲学专家吴晓铃和诗人金克木吧，我和济之也在座作陪。”[34]由此可侧面证实金克木与郑振铎的交往。

曹未风是金克木的老友，时在上海工作，知晓同为英国文学史家的名教授吴宓。他告诉金克木有关吴宓在武汉大学执教之事，应该是很自然的。金克木在 1936 年 8 月 8 日的时候，曾去拜访过吴宓，“晚 10- 11 金克木偕清华学生侯可之来，言将游日本。宓亦怦然心动，思同往游，以舒积郁云。”[35]次日，“晨 8- 9 金克木来，知其东游期尚远，未便同往。 9:00 胡蕴辉来，与金君在此共谈现代文学与青年思想。”[36] 1941 年 5 月 25 日，金克木在即将赴印度之前，还去拜访过吴宓。“阴。金克木来，盘桓倾谈终日。……金克木读宓近年诗稿。宓则读彼之石印《诗集》。彼旋以诗中人卢希微小姐（ Sylvie ）之照片多枚示宓，而述其历史及心情。……晚饭后，金克木别去 将去印度 。”[37]金克木与吴宓相谈甚深，涉及到个人的情感生活。因此，金克木回国后，从上海致函吴宓，表达求职之意。

1946 年 9 月 19 日，吴宓 “ 适接金克木（上海天潼路 288 西太平洋大楼 404 室联兴公司收转）函。 示济，决聘为教授。……夕，回舍。作函复金克木，诚邀。”[38]北京大学档案馆中收藏了金克木与北大出版组联系的两个无函的航空信封（档案编号 BD1946011 / 6 ），信封上的信息如下：

上海  天潼路二八八号

西太平洋大楼

联兴公司   金克木先生

这是金克木在上海的通信地址，与吴宓日记中的记载完全吻合。

9 月 20 日， 吴宓“下午撰成金克木荐书、周煦良荐书。”[39] 9 月 28 日， 下午“宓接金克木九月二十四日函，并履历、诗、词，即复航快函（ $180 ），寄去聘书。”[40]金克木能被武大所聘，吴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吴宓向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永济的鼎力推荐，金克木被聘为教授的可能性才大增。金克木与吴宓之间没有师生情谊，此前的往来也不是十分亲密，吴宓的推举乃是基于金克木的学术水准和武大学科的需要。此后，吴宓还替金克木预支工薪并汇款，以及代请假和抽取宿舍等杂事，可谓周到。

笔者推测，北京大学档案馆现存的这个信封可能是金克木收到武大的聘函之后，与北大出版组联系，以购买梵语教学图书。北大梵文教学所用的教材之一就是英文版的《梵文初步》（ A Sanskrit Primer ）。乐恒同学从北大图书馆找到了四册由北大出版部影印的《梵文初步》，该书加盖了“东方语文学系指定教材”印章。该教材使用了好几年。 1955 年 11 月 8 日， 季羡林在给山东大学关德栋的回函中提及“《梵文初步》的确印过，但是现在北大出版部早已与北大脱离关系，这一批书不知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41]北大的梵文教学参考书还有荻原云来的《实习梵语学》。季羡林在日记中好几次提及该书。

10 月 27 日， “旋金克木自沪飞至，即同午饭。下午陪金至半山楼住居。又步湖滨，且至系中坐谈，示以《课程表》。”次日，吴宓“上午 9- 12 在院、系晤济及金克木等。”从此，金克木正式开始了在武大两年的教学生涯。他和吴宓有较多的交往，在吴宓的日记中多有记载，就不一一引述了。

金克木在武汉大学所教的课程主要有梵文、印度哲学史、印度文学史等。据武汉大学档案《武汉大学文学院课程表》（档案编号 6L7-1946-045 ），由金克木开设的课程如下：

外文系  第三学年：（二）选修课程

印度文学史： 2 、2 、2 、2 ，金克木   最好兼选梵文壹（哲四一人选读）

外文系  第四学年：（二）选修课程（任选一门或二门）

梵文壹： 2 、2 、2 、2 ，金克木

哲学系 第一学年  （乙）选修课程  第二外国语

梵文（一）： 2 、2 、2 、2 ，金克木

哲学系 第三学年  （甲）必修课程

印度哲学史： 3 、3 、3 、3 ，金克木

哲学系 第三学年  （甲）必修课程

印度哲学史： 3 、3 、3 、3 ，金克木   仝 右 （即：补修与三年级合班）[42]

除梵文、印度哲学史、印度文学史这三门课之外，金克木还要面临学院所分配的其他课程。 1947 年 8 月 6 日， 吴宓“午饭时般辞欲归，乃与约定：不以《语音学》（金克木可任）及《实用英文》相烦。任何时，招聘即来。”[43] 8 月 24 日 晚，吴宓“又访金克木。宓再恳求金克木授《英语语音学》，彼失信不肯。宓甚愤。”[44] 9 月 3 日 上午，吴宓“与金克木再商教课，未有结果。宓倦甚，因未办公，而寝息。”[45] 11 月 14 日， “晚金克木来谈代课事。”[46]

金克木的个人简历见于 1947 年元月的《国立武汉大学教职员录》，如下：

文学院教授，

教授  金克木  止默  男  安徽寿县  三五  

经历：印度鹿野苑及国际大学、孟买大学、加尔各答大学等地研究，曾任国立湖南大学讲师、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教授。

到校年月：卅五年八月[47]。

《国立武汉大学第十六届毕业纪念刊》中有“金克木 哲学系教授”的照片，通讯录也有他的相关信息：“金克木，止默，安徽寿县，安徽寿县东岳庙巷。”[48] 1948 年 3 月 1 日吴宓致朱介凡函中，也略述了金克木的简历，内容如下：

金克木  安徽寿县，年三十六。印度鹿卧苑及加尔各答大学研究，印度国际大学教授。现任国立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专授印度哲学文学。今拟讲题：《大我与小我——印度哲学之中心问题》[49]。

两处都提到金克木曾任“印度国际大学教授”之说，不过目前尚未发现相关资料，需要进一步查证[50]。武汉大学直接以教授聘任学术成果并不突出的金克木，固然有吴宓的大力举荐，更有可能是当时印度学师资人才的匮乏，才有如此的待遇。

1947 年 5 月 28 日，金克木与张培刚等六位武汉大学教授发表了《我们对学潮的意见》一文[51]。随后武汉大学发生了著名的“六一惨案”，金克木因为发表了支持学生的讲演而同缪朗山等五位教授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后当局迫于全国人民压力，又释放了他们[52]。 10 月 17 日 ，《大公报》（上海版）第八版“教育与体育”云：“金克木仍执教‘武大’，近有诗在《诗创造》上发表。” 10 月 22 日 ，《大公晚报》第一版《李广田教授翻译 金克木埋头写诗》亦云：“金克木仍执教武汉大学 ,课暇多埋头写诗, 《詩創作》上常見他的作品。”

二   金克木任教武大期间与季羡林的通信

金克木可能在前述给于道泉的书信中，才首次提到季羡林的名字。他知道季羡林当时还在欧洲研究梵文。季羡林留德十年，与金克木根本没有见面交流的机会。季羡林归国后的日记 中有两次提到了金克木。 1946 年 12 月 27 日，“早晨六点多起来，洗过脸，写给金克木一封信。”[53]这应该是季羡林收到了 金克木的书信之后，给他的回函。但其内容是什么，目前暂不清楚。

1947 年 1 月 31 日， 季羡林“九点到北楼去上汤先生的课，十点下课，回到红楼，到合作社领了一套面粉，到邮局寄一篇论文给金克木。”[54]该论文可能是季羡林自己发表过的一篇论文，这说明两人之间已经初步建立了学术联系。

在画家兼收藏家荣宏君捐赠的季羡林先生学术资料（电子版）中，目前发现了四份金克木的来函，时间是在 1948 年金克木入聘北京大学之前。这四封信对了解季、金两人早年的学谊非常重要，现承蒙允许，分别予以公布如下。

    第一封。 1947 年 6 月 18 日 金克木回函，内容如下：

羡林吾兄，

大札早已收到，不意武大忽发生意外，弟又误被株连，致稽奉覆。经过情形惟沪《大公报》所载尚不远事实。当局为此织罪，竟以匪巢视学风向属平静之武大，实足见其心虚胆怯，四望皆敌。国家不幸，浩劫重重，悲愤何已！弟之被告即因偶列名于一座谈会，即被列入黑名单，尤为可笑。近自武汉警备司令撤职查办后，一切渐趋平静。俟毕业考试举行后，当可放假。教授会拟提出学术自由保障法案，尚不知效果如何。弟本拟暑中北上，或去京沪一行，今则难以实现矣。拙文蒙奖，愧甚。“宗”字误译，发现而未改，已承景昌极及汤锡予先生指出。弟又译Bhartrhavi数十章（白话），拟寄朱孟实先生，乃系试验，并非完稿，将来仍祈 教正。周一良先生所学似偏重史料，已晤及否？弟欲译出Mbh.之bakavadha ，以其与《西游记》歼妖相类，可供比证，但佛典未经钩稽，只作文学翻译发表，当用语体，尚未动笔。德望兄夫妇欲北返，亦未能成行。匆覆 即颂  近安！

弟 克木 顿首  六月十八日

根据武汉大学的“六一惨案”发生时间，此信乃是 1947 年 6 月 18 日 书写。在“六一惨案”之前，金克木就已经收到了季羡林的信函。此信中，金克木不仅叙述了自己的政治遭遇，也提及自己的学术计划，尤其是准备翻译两种印度典籍中的部分篇章。其中， 5 月 31 日，他 选择印度学者高善必（ D. D. Kosambi）精校的伐致诃利（ Bhart？hari）作品《三百咏》（ ？atakatrayam ）中的六十九首诗进行了翻译，后刊发于《文学杂志》第二卷第六期。“拙文蒙奖”说明金克木将自己的文章寄给了季羡林。函中提及的景昌极（景幼南， 1903-1982 ）是哲学家、佛学家， 1946 年 9 月 任武汉大学教授，是金克木的同事。

第二封。 1947 年 10 月 27 日 金克木的回信 。其信封上有武汉 1 0 月 31 日 的邮戳 。此信内容如下：

羨林吾兄：

大札拜悉，稽覆为歉。前朱孟实先生来此时曾示及兄相约之厚意，至为铭感。 弟 来武大原系吴雨僧先生推荐，而刘弘度先生 文学院长 约定。两公犹尚在此， 弟 故不遽离去。实则弟之在此，亦为哲系之有印度哲学史，备员而已。上年尚有三学生学梵文，今已毕业而去。下年无人选矣。今夏本亟欲北去一游，藉与故友鬯叙离情，兼就多闻，以开茅塞，乃以种种原因迟延未果。今时局日变，来岁诚不可知。茍能交通不断，明夏必当北上一行，并谋良晤也。论《浮屠》大文刊出后，必当拜读。惟“文史”沪版停后，北方消息如隔绝矣。吾兄凭借犹多，复孳孳不懈，弟诚望尘莫及。前在天竺犹困于外务，未克有成，今已悔其学之少。而返国匆匆一年，虽少数藏书已运来，而孤陋寡闻，疏懒成性，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深为此惧，大有愧色矣。师觉月先生、白春晖君 V.V.Parajapa 到沪时，均来一信，而 弟 因循未奉函，極為慚悚。最近當分別去函。兄想与彼等常見，盼代致意為幸。（ G.Haloun 处弟亦竟未去信。今年自不能去英，明年亦未可，必爽约之咎，深为愧恧。兄如去信，并祈代致意。弟仍将去函也。）孟实先生前云：师觉月先生暑间返印募书，恐未成事实？白君梵学家传 其尊人并曾为orthodox弟子，久任梵文教授，甚为 正统的 ， 且好学不倦，颇有希望， 弟 前致兄函中似曾提及。

前见兄在《观察》发表《论留学政策》一文，实获我心，即欲奉书，畧抒鄙见，不意写成一文，遂亦寄《观察》发表，刊出后请指教。 弟 意为针对目前之争论而发，因辨护留学者，只言原则，而庇护现象。实则中国只有镀金风气，何来留学“政策”？留学之成功者一如当年赴天竺求法之僧徒，其成功固非有计划之结果也。 弟 之意见：为专门学术独立之目的，留学应由研究机关（包括大学之独立研究所）有计划派遣。至于大学教育之改造，问题甚大，难于单独解决。若但延长两年，则无必要。今之大学实乃中学之延长，故中学生必入大学，因而愈办愈多。若研究院又为大学之延长，则大学生必争入研究院，而各大学又将竞办研究所，此乃降低而非提高矣。其次， 弟 极赞成兄之延聘外国学者之议，但无论讲学或任教，皆必须由本行专家推荐延聘国外真正第一流名家，不可由外交途径招揽。试观教会大学，何尝无外籍教授，而水准又如何？必须如罗素、杜威之流来华讲学，始能树立影响，久而不衰。且尤赖有中国学者与之合作，传达其学说于国人也。而今国步 迍邅，竟难复民初之盛，尤可慨矣。拉杂写来，不觉盈纸，幸勿为矣。即颂

    教安！

弟 克木顿首  十月廿七日

此信中有三点颇堪注意。其一，“兄相约之厚意”说明季羡林有意延揽金克木到北大任教，扩充东方语文学系的师资力量。《浮屠》乃是指季羡林的《浮屠与佛》一文，他于 1947 年9月 5 日开始写《浮屠与佛》一文，至 14 日抄完。在发表之前，季羡林把此文念给陈寅恪先生听，并且与李荣、周祖谟讨论此文。 20 日，他还补写《浮屠与佛》并抄好。 22 日又重写了《浮屠与佛》里面的一段。 25 日又发现此文有不妥当的地方，再进行了改写。 26 、 27 日 两天到图书馆看与此文相关的材料。“论《浮屠》大文刊出后，必当拜读。”这说明此文当时尚未刊出，但季羡林已经把写作此文一事（或许还包括内容简介）告诉了金克木，以交流学术。其二，涉及两人都有关的外国学者情况。金克木向季羡林介绍在北大的印度教授师觉月、留学生白春晖（ V.V.Parajapa ）的情况，他在印度时就与这两人相熟。此信中又提及夏伦教授的通信，表达无法赴英的遗憾。其三，有关留学问题的共识。 9 月 21 日，季羡林开始写《论现行的留学政策》 一文，两天后写完。该文后发表于《观察》。受此文影响，金克木也撰写了一篇《留学问题·第一流大学问题》，后于 11 月 11 日 刊发于《观察》 第 3 卷第 12 期。 此信中金克木介绍了自己有关留学问题的基本看法，特别强调要以专家委员会的名义聘请有实力的外国名家来讲学，而不需要那些滥竽充数之辈[55]。

第三封。 1948 年 2 月 2 日的回信。现存信封 上 盖有武汉和北平的邮戳，分别为 2 月 5 日、 2 月 8 日。

羨林兄：

大札拜悉。印度之东方学大会才是开大会。Poona学者为主之全国性集会。 1 944 年中研院曾派李方桂先生参加，在 B anaras ，弟亦在，但未赴会。曉鈴兄等曾往会中。佛教組當年似係第一次会， P. V. Bapat 主席， R ahula （已去苏联者）亦曾讲西藏佛典，无大精采。李先生则参加语文组。 1 946 第二次会，似无中国政府所派人士，佛组主席即 B 阿基 。今年不知在何地。如教部尚有外汇可以派人，兄如有意，可借此一往。会中论文提否无关系，会外或许讲演。李先生曾去 P 乌纳 讲泰语之干支借字，印人印象甚佳。兄稍准备吐语或 M 阿哈巴拉塔 等一小题目即可[56]，借此可交数印度学者，但甘地翁故去，印局未可乐观，印文人亦喜谈政治。 P 乌纳 之 D 印度教徒 又为祸首，时固不宜，兄亦未必能去耳。至于开列中国学者，弟列名与否由兄决定，（在印用英文名 Kin Ke-mo）。 B 阿基 去印何日归来？弟迄未去信，颇觉失礼。东方语文学会有眉目否？北方严寒，尚祈珍摄。弟在此亦如处围城，但交通阻绝旅费日昂，无可如何耳。

祝好！

弟克木顿首  

二月二日

又，信笺天头另写三行：

周达夫兄在印熟人甚多，似可列入

list.

Prof. Chou Tafu, Ph.D.(Bombay).

Sun-yatsen Univ. Canton.

此信主要介绍印度的东方学大会的情况。此事也与当时季羡林、周一良、马坚、王森、翁独健等学者在北京酝酿成立中国东方语文学会有关。笔者最近撰文梳理了中国东方语文学会的成立始末[57]，此不赘述。此信中提及的巴帕特（P.V.Bapat ， 或译巴波陀[58]）是印度知名的巴利文佛学家、汉学家， 1930 年代 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曾师从我国学衡派创始人梅光迪（字迪生 ， 1890-1945 ）学习汉语[59]。金克木在《“汉学”三博士》一文中回忆曾参加巴帕特女儿的婚礼，以及巴帕提来访北京时在宴会上为其翻译之事。巴帕提曾在巴宙（Mr. Fa-Chow， 法周，周达夫 （ Mr/Dr. Chou Ta-Fu ， 周達甫）、徐梵澄（ Prof.Hsu Hu ， 徐琥）、法舫法师（ Rev.Fa Fang）的帮助下，阅读汉文《佛说义足经》（或谓三国吴月支优婆塞支谦译），并完成巴利文《义足经》（ Arthapada Sutra）的英译[60]。他还出版过涉及中印文化交流的著作[61]。

第四封。 1948 年 7 月 10 日信函。这是金克木在北平新婚之后回到武汉所写，具体内容如下：

羨林吾兄：

到平得获鬯谭，甚以为幸。上月廿九日返武大后，因德望兄辞职正为当局极力挽留，弟不便再碰钉子，以后校长又请宴新来哲系主任洪谦及德望兄等，弟亦被邀，又难言离去。迟至昨日，哲系人事粗定，德望兄之去已成定局，弟乃与刘院长及吴雨老与洪先生婉提下年课可停开，请假一年去北大帮忙之议。刘弘老虽仍认功课无关弘旨，但需弟留校。然大致上已有德望之例，月内北上当不成问题。学校手续请告季雍代办，孙先生之房子务请设法先定下，否则家母本不欲北去，卖去囤积物资，舍弃新房而去借住红楼，实于心不安也。弟须至沪略停，或可遇汤先生。德望仍候直达船，或至月底矣。匆祝  暑安！

恭三兄同此，恕未另。 《文史》已遵命赠千帆并阅。

弟 克木 七月十日上

从内容不难判断，此信是 1948 年所写。季雍，乃金克木的新婚夫人唐季雍，是武大教授唐长孺之妹。刘弘老，即时任武大文学院院长刘永济，字弘度。金克木此信主要说明自己要离开武大时的人事情形。“独学而无友”，可能是金克木当时在武大的心境，因此，在季羡林早就伸出橄榄枝之后，他来北大就顺理成章了。  

三   胡适为金克木证婚与金克木受聘北京大学及其教学

1：金克木在北大的婚礼与受聘北大过程

金克木对自己在武汉大学的经历，后在《珞珈山下四人行》一文有所回 顾[62]。程千帆口述史《劳生志略》中，对金克木在武大的情况也有如下回忆：

抗战胜利以后，我回到珞伽山，听说哲学系聘请了金先生，他刚从印度回来，哲学系需要有个人讲印度哲学，就把他聘来了，那时他还没有结婚。我们几个人常常在一起，谈学问，也谈其它。隔了两三年，胡适希望金克木到北大去，当时北大有季羡林，还有一些懂梵文、印度文、乌尔都文的先生。金克木在武汉大学如果讲中国哲学还有朋友，如果讲印度哲学，就他一人，所以他也很想去北大。当时唐长孺有个妹妹叫唐季雍，在北大哲学系读书，金克木要调到北大去的时候，唐长孺就对他说：我有个妹妹，还没有结婚，如果你们见了面，觉得很好，也可以谈。后来金克木到了北大，一谈就觉得很好，就要胡适给他们证婚，他们就结婚了。这样，唐长孺和金克木就成了亲戚。金克木和我的另一位朋友丽尼（郭安仁）一样，都是无师自通，外文特别好。他的法文非常好，他最初在湖南大学就是教法文，他去看杨树达先生，杨先生看他很年青，还以为是个学生。后来他去了印度，在印度的一所大学里教书，他的职称是在印度定的。他这个人非常聪明，他在北大先是教梵文，后来北大希望印度文化的内容近代化一些，不要讲太古老的，他就教乌尔都文。乌尔都文大概是印度多种语言中流行得最广泛的一种语言。解放以后，金先生好像不在系里，到了南亚研究所。他写过一本《梵语文学史》，还翻译了一些印度的书。他对于中国的佛学也知道得很多。我有一年到北京去，刚好那时旧书非常便宜，他想买一部《大藏经》。因为拆零了，不完全，他就把自己感兴趣的部分都买了。买回来以后，家里的房子太小，没地方放，只好又退还给书店。他又懂天文学，所以解释《古诗十九首》中 “ 玉衡指孟冬 ” 就解释得很好[63] 。他在近十年中非常活跃，出了好几本书，都是二十万字左右的，我很喜欢。

程千帆的这段口述史有准确的地方，也有猜测之处。比如，当时北大有懂乌尔都文的先生，就不确切。至于金克木与唐长儒的妹妹结婚一事与他入聘北大的先后顺序，也需要梳理。

1948 年 4 月底，金克木从武汉来到北平。吴晓铃致陈梦家的一则短函有所提及：

夢家兄：

謝謝您的信，我已轉知所中的朋友，可惜我因為有个約会，竟不能参观你的宝藏，但弟相信總会有机会的！祝

俪安！

                           吴晓铃

卅七、五、一

克木已来一周，附闻！   

金克木（见图二）到北平的目的，或许有二：其一是与好友唐长孺教授的妹妹唐季雍会面，其二，是了解北京大学的一些情况，准备北上求职。唐季雍是西南联大的学生[64]。西南联大《一九四三年度一年级学生名录》中，文学院哲学心理学系就有唐季雍的名字，同班同学有王太庆、韩济民等人[65]。她偶尔出现在《夏济安日记》中， 1946 年 9 月 28 日，“上午花在清华同学会，遇见唐季雍，我请她、志清、钱公、曼立四人吃中饭。态度很从容。”[66]《国立北京大学三十五年度第一学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分发学生名册》中，唐季雍（女）为文学院哲学系四年级学生，三十五年十月入学[67]。《国立北京大学三十五学年度第二学期应届毕业学生名册》中，唐季雍的信息为：唐季雍，女，二五岁，籍贯江苏吴江，院系为文学院哲学系，入学年月为卅二年九月[68]。由此可见，唐季雍是 1943 年 9 月入学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哲学心理学系， 1947 年 7 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哲学系。

图：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金克木小照

金克木到了北平之后，去拜访过胡适、邓广铭，并陪同陈寅恪、季羡林一起到中山公园看牡丹花。金克木 1996 年 11 月 所写的《陈寅恪遗札后记》一文回忆了当年的情形：

那是一九四八年四、五月间，我从武汉到北平（因为内战激烈铁路不通只有搭飞机）。见到老朋友邓广铭时，他非常高兴，引我在北大校长室里见到胡适校长，听他异常兴奋地对我谈他对中国佛教史的见解达半小时以上，因为另有约会才中断。邓先生还说，他将借用胡校长的汽车去清华大学接陈寅恪先生进城到中山公园看牡丹花，请季羡林先生作陪，也邀我参加以便认识他们两位[69]。

这次见面是金克木和陈寅恪、季羡林的首次会晤。随后不久， 1948 年 5 月 22 日，金克木和唐季雍在北京大学孑民堂举行了婚礼。当日《申报》第三版广告栏目中，有《唐耕余启事》一则，就是该婚礼的消息：

唐耕餘啓事

四女唐季雍与金君克木承朱孟宝、张真如两先生介绍，于国历五月廿二日在北京大学孑民堂举行结婚礼，敬请胡适之先生证婚，谨此敬告戚族[70]。

当日《申报》第七版“文史”栏还刊发了季羡林的论文《佛教对宋代理学的影响》（“三十七年五月十一日于北京大学”）、金克木的论文《印度文法理论的根本问题》，不无祝贺之意。金克木和唐季雍结婚的介绍人是北京大学的两位教授朱光潜（西方语文学系主任、文学院代院长）、张颐（字真如，曾任四川大学校长，时任教北大哲学系）。婚礼的证婚人是胡适校长。 1948 年 5 月 25 日，《大公报》（上海版）第三版《胡适赞扬偷听制度》一文介绍了胡适在婚礼上赞扬金克木的情况：

[本報北平通信 ] 语文学者诗人金克木与唐季雍廿二日在平北大孑民堂结婚。胡适证婚，他说：“北大有一特别制度，就是允许青年偷听。金先生当时不仅听一门，而且听很多门。他已成为中国今天很好的语文学者了。北大的负责人在这一点上很安慰。目前时局不好，青年吃住困难，住在校外专门来校偷听的，也就慢慢地少起来了。”胡校长希望北大维持这个偷听制度，使优秀的年青人自修，进而成为学者。胡并留金在北大任教。金原任武汉大学教授。（徐，廿二日寄）

此则短讯应该是出自金克木在北平新认识的朋友、《大公报》记者徐盈之手[71]。胡适因为金克木在语文学方面的成就而有所称赞。 5 月 25 日， 吴宓在中山大学讲学期间，“正午周炅（炯）字达夫，在石牌约往其家中午餐。陪客夏敬农及一学生。并告：其老友金克木本月二十二日在北平结婚。殊慰。云云。”[72]周达夫，即与金克木同在印度游学的周达甫。

有关胡适留金克木任教一事，并非空穴来风。 1948 年 5 月 31 日 下午五时，北京大学行政会议第六十二次会议在蔡先生纪念堂举行，此次会议的决议事项中，“十九、补充聘任事项：东方语文系聘金克木先生为教授，史学系聘周一良先生为教授。”[73]这说明北大聘请金克木任教的速度是很快的。从北大当时的聘任程序来看，金克木的聘任与正在美讲学的汤用彤看似关系不大，而与胡适、朱光潜、季羡林有关，但汤先生在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北京大学档案馆收藏 1948 年 8 月的《北京大学聘田德望等 50 位先生为本校文学院教授的聘书及有关材料》，其中有 金克木的首份聘书（ 档案编号 BD1949094 ，第 19- 20 页）， 是 1 948 年 7 月 1 0 日签发的， 内容如下：

国立北京大学聘书  三十七年文字第一Ο二号

敬聘

金克木 先生为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任期一年，自民国三十七年八月至次年七月，此订。

校长[74]

档案中，有北京大学秘书长郑天挺的签名“天挺”。金克木的薪资情况只有四个字“请批薪额”[75]，说明当时还未确定。

婚礼之后，金克木夫妇还去清华园的陈寅恪家拜访了一次。唐季雍婚后受金克木的影响，对印度文化和文学也有兴趣，翻译过印度史诗概要本《摩诃婆罗多的故事》[76]、泰戈尔的小说《摩诃摩耶》等作品[77]。

陈明《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金克木婚后又返回武汉大学，处理相关事务。据《吴宓日记》 1948 年 7 月 3 日 条记载， “下午 5-6 金克木赠北京桃脯一小包，并约往茶叙，进果点。述在平结婚始末及所遇友生情形，且出示照片多枚。知金克木亦决往北大不可留矣！克木述沙鸥乱中置房产，积金条，将往美国作寓公矣。”[78] 7 月 18 日 条记载，“金克木明日奉母北大，就北京大学教职，今晚来辞别。”[79]可见，金克木是 1948 年 7 月 19 日 离开武汉的。 7 月 24 日 ，《大公晚班》第一版刊登“艺文简报”，“诗人金克木在平结婚后 ,曾返武汉小住,最近已辞去武汉大学教职,将赴北大任教。 ” 8 月 6 日 ，叶圣陶日记《沪上三年》提及“今日来客较多，有程仰之、闻立勋、王鋆、张宗和、金克木、臧克家诸位。”[80]可见，金克木在离开武汉之后，曾到上海小住数日。 8 月 23 日 ，《星岛日报·文艺》第三九期刊登了一则“文艺广播”简讯：“诗人金克木，已来上海，且已从上海出发，前往北平。下学期将在北京大学的东方语文学系执教。”[81]当年的《北大院系介绍》中也预告暑假后可以到校为东语系授课者：“教授金克木先生，曾在印度鹿野苑、浦那、加尔各答及国际大学等地研究。武汉大学教授，著有《龙树回诤论新译》、《吠檀多精髓》、《蛙氏奥义书与阿笈摩论》、《波儞尼文典论》等。将任本系梵文。”[82]金克木到北京大学报到的时间应该是在 8 月 21 日 之前，因为当天的《北大师院两校教授为拘传学生抗议书》上有 55 位教授（或副教授）的签名，其中包括了金克木、马坚、王岷源、俞平伯等人[83]。这也表明金克木先生对政治参与和时局思考的兴趣。

2：金克木在北大的任教

從 1948 年秋季学期起，金克木开始了在北大长达 52 年的教学与研究生涯。作为胡适眼中“中国今天很好的语文学者”，金克木 1948 年底最初承担的就是梵文基础课。

1948 年 1 月 11 日， 《申报》报导教育部照准北大研究所计设 15 科，包括“东方语文学（分梵文与阿拉伯文）”。 5 月 16 日，《北京大学周刊》第四十九期刊登北大《 1948 年度招考研究生简章》，招生部门有“东方语文学研究所（分梵文组、阿拉伯文组）”。具体考试规定为：

四、东方语文学研究所：

a. 梵文组： 1. 国文， 2. 英文， 3. 梵文（须有二年程度）， 4. 印度哲学史， 5. 印度文学史， 6. 普通语言学 （以上 1 至 3 必考， 4 至 6 任选其一）。

b. 阿拉伯文组： 1. 国文， 2. 英文， 3. 阿拉伯文（以能看书及作短文为最低程度）， 4. 回教教律及教义 [84] 。

5 月 30 日，《北京大学周刊》刊登北大《 1948 年度招考一年级新生简章》，确定的招考院系有东方语文学系。 6 月 6 日，《北京大学周刊》刊登北大《 1948 年度招考转学生简章》，规定招考相关院系的二、三年级转学生，东方语文学系也在招生名单上。 1948 年 8 月 28 日统计，东方语文学系共招收新生 4 人[85]。 1948 年度第一学期北大学生统计，全校共计 2809 人，其中东方语文学系 30 人。

图：北京大学文学院一九四九年度课表（节选）

据北京大学档案《北京大学文学院一九四八年度所开课程一九四九年继续开设课程一览》记载，金克木最初开设的课程是“第一年梵文”。其课表如下（见表一）：

表一：文学院东方语文学系/科（包括东方语文学专修班）[86]

1949 年 《北京大学课程一览》（档案号 3031949010 ）系列的“东方语文学系课程一览”中，金克木承担的课程是“第一年梵文”和“现代印度”。课表如下（见表二）：

表二：东方语文学系课程一览 （ 印度语文组 ）

1950 年度北京大学《各院系共同必修课程一览》表中，金克木承担了两门全校性政治课的教学任务，即上学期的“社会发展史”、下学期的“新民主主义论”课[87]。金克木另外还承担了东语系印度语文组的“第一年印地文”课程。《北大 周刊 》发布的公告《“新民主主义论”教学委员会组织》中，金克木、罗常培、韩镜清等人是教学委员会委员之一。在分班情况中，东语系的该课程由金克木、韩镜清、黄宗鉴三人担任[88]。 1950 年 7 月 18 日 ，《北大周刊》第四十五期“北大院系介绍专号”的第三版在介绍“东方语文学系”的情况时，列举代表性的教师有“南洋问题教授张礼千先生、阿拉伯文教授马坚先生、梵文教授金克木先生、西藏文教授于道泉先生，都是难得的专家。”

1951 年第一学期《北京大学文学院东方语文学系课程表（三）》（档案号 30351013 ）表中，金克木负责的课程为“第一年印地文（乙）”、“第二年印地文” 。 1951 年第二学期《北京大学文学院东方语文学系课程表》 （档案号 30351013 ）中，印度语文组的印地文的开课教师是贾珂莉、贾恩、金克木，其中金克木的课涉及“第一年印地文”、“第二年印地文”和“第三年印地文” 。在《北京大学 1952-1953 学年课程表（标准本）》（档案号 30352015 ）中， 金克木主要负担印地语专业第四年级的印地语教学工作。

金克木到北大任教之后，他与在京或者来往北京的学者多有交往。现略举几种日记中的记载。比如， 1949 年 3 月 26 日，宋云彬的《北游日记》云：“中午偕圣陶夫妇暨振铎、彬然同赴北大俞平伯等之宴。列名具柬邀请者凡十七人，俞平伯、王重民、朱光潜、金克木、郑天挺、林庚、吴晓铃、季羡林、沈从文、颐小刚、向达、孙楷第、黄文弼、魏建功、杨人椎、韩寿堂，赵万里。地点为孑民纪念堂。圣陶饮白干不及半斤，竟大醉，泣不可抑，盖怀念其好友朱佩弦，触景多感故也。”[89]又， 1949 年 4 月 3 日 ，常任侠日记《春城纪事》：“上午季羡林、金克木、李长之、臧克家来访，师大拟聘余任教。” 4 月 6 日 ，常任侠“上午访李长之，在其家午餐。下午访樊弘、费清、芮沫、季羡林、金克木、向达，在樊弘家吃饺子晚餐。”[90] 1949 年 10 月 6 日，《张元济日记》记载：“雨后日出，叔平仍以车送余归寓。汤用彤（号锡予）偕金克木来，未直，留刺而去。”[91]

余论

1949 年 11 月 29 日，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的诸决议中，“周刊编辑委员会委员，推请金克木先生、汪篯先生、汪子嵩先生担任。”[92]季羡林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提到“金克木很聪明……他举了两个例子。一是金先生只有小学学历，却能当上北大教授；二是金先生是教梵文、印地文的，却能在北大礼堂给全校师生大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93] 2022 年4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建院 30 周年大庆的宣传册《百年传承 三十而立》中，专门叙及“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成立了‘公共必修课教学委员会’，后改名为‘政治课教学委员会’。”该册子列举了十二位政治课教师代表的照片，金克木先生就位居其中。这说明金先生不同凡响的知识储备与教学才华，能比较自如地适应急剧变化的新时代。

除开设政治课之外，金克木还积极参与当时的一些社会活动。北京大学 1950 年 11 月的《通告（十一月八日）》中，公示了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北京大學委員會名單，湯用彤、季羨林、張群玉等人為主席團人員，而金克木為學習部部長[94]。 1951 年，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三十週年之際，金克木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學習、學習、再學習》一文，強調學習馬列理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95]。 1950 年 代初期，金克木在北大开设印地语课，担任东方语文学系的印地语教研室主任。他又通过自学，和印度来的外教一起，在北大首次开设乌尔都语课程班（ 1954-1958 ）。

金克木才華橫溢，有詩人氣質，且善書法，接受知識快，頭腦靈活，對政治參與也不乏濃厚的興趣，長期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和九三學社宣傳部長，正是展其長才。在學術研究方面，金克木興趣廣泛，視野宏闊，長於新理論的吸收，樂於提出問題，進行跨文化比較意義上的思考，並不拘泥於答案的呈現。在古典印度學和梵學方面，金克木擅長翻譯，能以詩歌創作的個性優勢去呈現印度古詩的優美，推進印度古典詩學的譯介，雖偶有梵文寫本的釋讀（如校勘梵本《集論》），但絕無大的研究興趣，也不會從事那些在力求竭盡史料的基礎上進行的語文學或文獻學、歷史學的研究。金克木的研究偏向靈動之美，其為學之法獨具特色，被黃德海歸納為“劍宗讀書法”。

与金克木一样，季羡林也是博览群书、学贯中西。 2001 年 3 月 14 日， 周一良在口述时提到：“并世学人当中，学识广博精深（非一般浮泛）而兼通中外（包括东方、西方）者，我最佩服三位：就是季羡林、饶宗颐、王元化三位先生。”[96]其中的饶宗颐先生也是自学成才的典范。

若单从季羡林、金克木两人晚年的境况来推断其性情，难免会有认知偏差。金克木并非学界隐士，不必过分吹捧；季羡林也非好逐名利之人，不必过于贬低。实际上，两人各有自己的想法和处事方式。季羡林的性格相当倔强，远不如金克木主动，很多情况下是由环境推动向前，对于政治也是如此。因个性及受德国学术训练的影响，季羡林能下“笨”功夫完成佛教俗语本《大事》（ 麻 ā 反对 ）的动词分析、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残本的释读、《蔗糖史》的撰写，而这样的事情金克木是不会去做的，他的功夫会下在别处，不会选择这类重拙无巧的剑法。

在中国传统所说的“一山难容二虎”语境中，由于学术背景和成长经历的不同，以及个性的差异，出身德国学院派的季羡林与接受印度婆罗门熏陶的自学成才的金克木在漫长的共事期间，难免会出现一些隔阂，甚至误会与互相批评等情形，或导致个人之间的交往渐趋冷淡。但从金克木现存的四封信函来看，季羡林与金克木二人早期的学谊还是相当不错的。 1947 年底，季羡林撰成《谈梵文纯文学的翻译》一文。该文于次年 1 月 23 日刊发于《山东新报·文学周刊》第十四期。该文呼吁直接从梵本翻译纯文学的作品，而反对从其他语种转译。“金克木先生译过许多优美的梵文诗，吴晓铃先生据说译了几个梵文剧本。金吴两先生都是精通梵文的学者，金先生是诗人，吴先生是戏曲家，他们的译本不用说一定会很完善的。在印度文化关系史上，他们可以说是开了一个新纪元。”[97]可见，季羡林曾对金克木、吴晓铃赞誉有加。 1946 年底至 1948 年 2 月， 季羡林至少给金克木写了五封信。 1946 年冬至 1948 年 7 月， 金克木也至少季羡林写了五封信。二人交流学界信息，交换论文，相互评点与支持。而且两人对学术还有一些相同的理念，这就为北大东方学的早期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两人的差异与各自的优点，恰好可以形成互补。在中国的印度学教学与研究领域，两位大师级的教师开始同步，初步形成了学科发展的合力。

概言之，金克木任教北大之后，不仅对东方语文学系印度语文组的教学和科研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对全系的发展也贡献甚巨。正是由于季羡林、马坚、金克木等前辈的合作与不懈努力，北大东方语文学系才发展成为中国东方学研究的重镇，为国家输送了一大批优秀的东方语言人才。他们所奠定的良好学风也代代相传，造福学界。

注释：

[1]黄德海《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作家出版社，2022年。

[2]黄德海《剑宗读书法：金克木的习学之道》，作家出版社，2022年。

[3]高山杉《辨析<金克木编年录>中的几个片段》，2022年12月9日《澎湃新闻·上海书评》网络版。

[4]吴宓在1941年5月25日的日记中记载：“晚饭后，金克木别去将去印度。”（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VIII册（1941-194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84页）

[5]谭云山在《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一文的前言中指出：“此中文译稿，系加尔各答《印度日报》主笔金克木先生所译载予该报者。《印度日报》为中国国民党驻印度总支部所办在印度之唯一小型中文报纸，发行有限，国内罕见。”（谭云山《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时事月报》第三十卷第一期，1944年，第17-21页）

[6]金克木《三年前》，《金克木集》第五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53-55页。

[7]（印）莫列爱斯（ F.R.Moraes ）、（英）史汀生（ Robert Stimson）著、王福时译《印度概观》，“前言”，中华书局，1943年。

[8]陶行知1944年9月21日致其子陶晓光函中提及：“展览会所得之款，可交与福时或沈天灵先生之兄，以便必需之购物，不要汇来。”（《陶行知家书》编撰委员会编《陶行知家书》，学习出版社，2018年，第216页）

[9]石宝瑚《金戈铁马烽火天》，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参见该书附录二：席丹《石宝瑚与印度加尔各答的<中国周报>》，第263-267页。

[10]《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印度分会常务理事、理事及各组主任名册》，《国民外交》第二卷第一期，1944年，第33-34页。

[11]田新亚《印度“圣地尼克坦”》，《星洲日报》1978年4月10日第十三版。

[12]顾执中《战斗的新闻记者》，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490页。此条资料及金克木不是总编辑一事，承蒙王奇生教授指点，特此致谢！

[13]《海潮音》刊登的《白慧法师来书》提及：“《印度日报》总编辑金克木先生（适告假住鹿苑中华寺读梵文）于弟子出席十一月十一日鹿野苑摩诃菩提会根本香寺第十二周年纪念会后所发之消息。”（《白慧法师来书》，刊于《海潮音》第二十七卷第一期，1946年，第24-25页）

[14]杜海东《不是序——书前的话》，游友基选编、余榕梅主编《九叶诗人杜运燮研究资料选》，海峡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38页。

[15]吕德润《访问B-29超级空中堡垒》，收入氏著《军用密码发出的缅北战讯》，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5页。此文原名《访问超级空中堡垒》，《大公报》（重庆）1944年9月28日第三版。

[16]李树青《天竺游踪琐记》，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28页。

[17]金克木《天竺旧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

[18]泰戈尔著、止默译《我的童年》，商务印书馆，1945年，第65-68页。

[19]金克木在《地下工作者》一文中有1942年的相关回忆，“我和一位朋友请来教印地语的老师有些天没来”。（金克木《天竺旧事》，第41页）

[20]金克木《天竺旧事》，第60-61页。

[21]金克木《风义兼师友》，原刊《百年投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此据《金克木集》第六卷，第538页。

[22]金克木《图书评介：当代印度丛刊弁言》，《读书通讯》第67期，1943年，第11页。

[23]金克木《西方人之梵文研究》，《西方日報》1948年5月4日“稷下”欄目。

[24]金克木《风烛灰：思想的旋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14页。此信另刊2001年5月24日《光明日报》。

[25]王尧编著《平凡而伟大的学者——于道泉》，第446-447页。

[26]该信的文字现根据于道泉先生的嫡曾孙提供的原信照片修订和补充。特此感谢！

[27]王尧编著《平凡而伟大的学者——于道泉》，第395页。

[28]朱玉麒《古斯塔夫·哈隆与剑桥汉学》，《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三期，2011年，第261-310页。

[29]季羡林《季羡林日记：留德岁月》第六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79页。

[30]季羡林《季羡林日记：留德岁月》第六卷，第1880页。

[31]巫白慧《白慧法师上虚大师书》，《海潮音》第二十七卷第十一期，“通讯选录·中印佛学交流的新趋势”，1946年，第35-36页。

[32]徐化庸《金克木对编纂藏梵汉辞典的建议》，2019-07-08刊发于博客： 华永旭国际有限公司 , [2021-05-23 查阅]

[33]金克木《教师应考》，《金克木集》第六卷，第20-21页。

[34]赵景深《记耿济之》，《文艺复兴》第三卷第三期，1947年5月1日版。此据徐伟志编《翻译家耿济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81-84页。

[35]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6册（1936-193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3页。

[36]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6册（1936-1938），第34页。

[37]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9册（1941-1942），第83页。

[38]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10册（1946-194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35页。

[39]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10册（1946-1948），·第135-136页。

[40]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10册（1946-1948），第140页。

[41]车振华《季羡林致关德栋信札六通》，《中国文化论衡》2019年第2期，第194-198页。另见蔡德贵编《季羡林书信集》，长春出版社，2010年，第10页。关家铮编《关德栋师友书札》，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45页。又，关德栋询问《梵文初步》，乃出于教学的需要。他曾于1957年前后在山东大学中文系开设过梵文课。1955年，赵景深致关德栋的信函中指出：“您搞得太杂，的确不好。我看就搞口头创作和宋元明清文学这两行吧。历史和梵文都可以暂时收起了。历史只能把重点放在宋元明清文学史和口头创作史。梵文也只能注意于梵文的口头创作。”（关家铮编《关德栋师友书札》，第167页）1957年10月31日，赵景深致关德栋的信函中提及：“你教‘梵语’，的确是综合大学稀有的课。像您这样的人才，全中国是不多的。”（关家铮编《关德栋师友书札》，第170页）另参见刘光裕《吾师关德栋》，《粤海风》2017年第3期，第63页。

[42]《武汉大学文学院课程表》武汉大学档案馆藏，档案编号6L7-1946-045，第10、11、13、15、17页。另，宫静《现代中国学者对印度古代文化的研究概况》（《南亚研究》1980年第期）一文提及“1946年到1948年由金克木在武汉大学教授梵文”（第117页），又说“以上所述主要根据金克木教授提供的历史线索”（第120页）。

[43]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10册（1946-1948），第222页。

[44]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10册（1946-1948），第230页。

[45]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10册（1946-1948），第234页。

[46]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10册（1946-1948），第276页。

[47]国立武汉大学编《国立武汉大学教职员录》（民国卅六年元月），国立武汉大学，1947年，第3页。

[48]武汉大学编辑委员会编《国立武汉大学第十六届毕业纪念刊》，武汉大学，1947年。

[49]吴学昭整理《吴宓书信集》，三联书店，2011年，第347-348页。

[50]巴宙1937-1947年间曾经在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留学过，他将与该校有关联的中国学者和学生分为四类：中印官方交换教授、交换学生、在该校自费就读或工作者、因与中国学院同仁的友谊而暂住该校者。他将金克木、游云山、糜文开、薛雷等人归属于第四类。可见，巴宙并不认为金克木曾任印度国际大学教授。参见巴宙《谭云山与现代中印文化关系》，《巴宙文存》，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150-152页。巴宙《中国第一位驻印“文化大使”》，谭中编《谭云山与中印文化交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6-167页。又，在1957年出版的英文版《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二十年》（Twenty Years of the Visva- Bharati Cheena-Bhavana,1937-1957）一书的附录Five: List of Staff-members of The Cheena- Bhavana 第五名："Cheena- Bhavana"的工作人员名单 之中，也未列出金克木的名字。

[51]金克木、张培刚、曾炳钧等《我们对学潮的意见》，《观察》第二卷第十五期，1947年，第23页。

[52]金克木《由石刻引起的交谊——纪念向达先生》：“写信是在1947年5月31日夜间。那时我在武汉大学教印度哲学史和梵文。”6月1日国民党军警逮捕了五位武汉大学教授。（金克木《由石刻引起的交谊——纪念向达先生》，《群言》1987年第8期，第26-28页）

[53]季羡林《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羡林归国日记（1946-1947）》，重庆出版社，2015年，第136页。

[54]季羡林《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羡林归国日记（1946-1947）》，第155页。

[55]金克木《留学问题·第一流大学问题》，《观察》第3卷第12期，1947年，第6-9页。

[56]“吐语”，即吐火罗语。

[57]陈明《中国东方语文学会旧史钩沈》，《中国文化》2022年春季号（第五十五期），第173-189页。

[58]（印度）P.V.巴波陀博士著，巫百慧译《关于巴利文佛教圣典的结集和修订》，《现代佛学》1958年第2期，第25-27页。

[59]竺可桢1946年11月7日访问印度国际大学时，遇到了时任浦那弗格森学院教授巴帕特。“晚仍在谭云山处膳。遇印度中国通 教授P.U.巴特 ，乃迪生在哈佛之学生（ Ferguson College, Poona 4 ）。”（《竺可桢日记》，第245页）巴帕特是梅光迪在哈佛教中文时的学生。此条史料蒙北京科技大学池明宙博士告知，特此致谢！

[60] Cf.  春虫虫《 意大利面 与谁研读<义足经>？》， https://www.douban.com/note/681110189/?_i=3469890ZoUtVIF

[61] P. V. Bapat, India’s Cultural Contacts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the Role of Buddhist in Establishing the Same, Delhi, 1959.

[62]金克木《珞珈山下四人行》，《光明日报》1994年11月19日。

[63]金克木《古诗“玉衡指孟冬”试解》，《国文月刊》第63期，1948年，第26-32页。

[64]1987年7月23日，扬子水到金克木家聊天，“一起聊了三个小时，金夫人也陪坐，金先生说，我们家就她一人牌子硬，是西南联大出来的。”此见扬之水《<读书>十年》第一册（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九年），百花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85页。

[65]《一九四三年度一年级学生名录》，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下册）《西南联合大学与清华大学（1937--1946）》，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99页。

[66]夏济安《夏济安日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87页。

[67]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9页。

[68]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第339页。

[69]金克木《陈寅恪遗札后记》，《读书》1997年第3期，第105-109页。

[70]据唐露葵《忆先父唐耕余》一文，唐家的四兄妹依次为：唐长儒、唐仲儒、唐露葵、唐季雍。（政协吴江市委员会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吴江文史资料》第16辑，政协吴江市委员会，1998年，第49-53页）

[71]金克木《悼子冈》：“直到一九四八年，我在北平先认识了徐盈。”

[72]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10册（1946-1948），三联书店，1999年，第386页。

[73]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第62页。又，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周一良并未立即接受北大的聘约，而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才来北大任教。

[74]《北京大学聘田德望等50位先生为本校文学院教授的聘书及有关材料》，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档案编号BD1949094，第019页。

[75]《北京大学聘田德望等50位先生为本校文学院教授的聘书及有关材料》，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档案编号BD1949094，第020页。

[76]（印）拉贾戈帕拉查理改写、唐季雍译、金克木校《摩诃婆罗多的故事》，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

[77]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著，唐季雍译《摩诃摩衍》，《世界文学》1961年第5期。又收入十卷本《泰戈尔作品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78]吴宓《吴宓日记》第10册（1946-1948），第389页。

[79]吴宓《吴宓日记》第10册（1946-1948），第393页。

[80]葉聖陶著、葉至善整理《葉聖陶日記》（中冊），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1038頁。

[81]范泉著、钦鸿编《范泉编辑手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第299页。

[82]国立北京大学讲师讲员助教联合会编《北大院系介绍（三十七年）》，北大讲助会，1948年，第35页。

[83]《北大师院两教授为拘传学生抗议书》，《北大半月刊》第十、十一期合刊，1948年9月1日；《北大讲助通讯》第三期，1948年9月30日出版。

[84]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第443-444页。

[85]《大公报》（天津版）1948年8月27日第三版《北大录取新生放榜》：东方语文学系的新生有李怀远。《大公报》（天津版）1948年8月28日第三版《北大新生名单续志：一年级新生》： 东方语文学系的新生有姚俊、唐仲隆、徐汉祥。

[86]《北京大学文学院一九四八年度所开课程一九四九年继续开设课程一览》，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档案编号3031949010，第2页。

[87]《北京大学各院系科课程一览》，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档案编号30350010。

[88]《“新民主主义论”教学委员会组织》，《北大周刊》第二十八期，1950年3月14日第四版。

[89]宋云彬著，海宁市档案馆、海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5页。

[90]常任侠著、沈宁整理《春城纪事》，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27-28页。

[91]张元济《张元济日记》，下册，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929页。

[92]《校委会准备作工作总结 校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北大周刊》第二十期，1949年12月13日第一至第二版。

[93]卞毓方《天意从来高难问——晚年季羡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94]《通告》，《北大周刊》第五十九期，1950年11月13日第二版。

[95]金克木《学习、学习、再学习》，《人民日报》1951年7月5日第三版。另见《北大校刊》第六期，1951年7月5日第二版。

[96]周一良《<季羡林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序》，收入氏著《郊叟曝言》，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49-151年。

[97]季羡林《谈梵文纯文学的翻译》，《山东新报》1948年1月23日“文学周刊”第十四期。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东方学学术史研究”（14ZDB084）阶段成果之一。

 【陈明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原刊《中国文化》2023年春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