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推出了首批“上海社科大师”，九三学社先驱王造时的名字赫然在列。王造时，江西安福人，抗战时期著名的“七君子”之一。1946年，身为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的他加入褚辅成、许德珩等人刚刚成立的九三学社，是《九三学社概要》中列出的五十个知名社员之一。作为抗战时期爱国救亡知识分子的代表，王造时在当时是一位难得的政治、经济改革领域的综合性学者，是各党派努力争取的人才，也是一位具有嫉恶如仇、敢言敢行品格精神和博学机敏、能言善辩性情特点的爱国人士。作为一名追求真理、忧国忧民的政治活动家与社会科学家，他既不为高官厚禄所动也不畏惧强权的威胁恐吓，显示出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以及心系民族危亡的爱国情怀。他一生中放胆直言，针砭时弊，提出各种政治、经济主张，在反对对日投降、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改革等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议政作用。
一、心怀坦荡仗义执言：对国民党的抨击和对共产党的拥护
王造时出生于一个经营竹木生意的小商人家庭。1917年，他以江西省前五名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1925年清华毕业，前往美、英留学五年，于1930年回国。彼时，正值中华民族遭受日本法西斯的蹂躏，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王造时希望用自身所学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在归国途中，他思考了摆在他面前的三个选择：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去国民党那里做官和去大学教书。原本，在美国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王造时可轻易获得国民党的重用，但是当时正值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而国民党为一己之私消极抗日，却将大部分精力对付共产党，这种虚伪、软弱的政策让王造时感到十分愤怒，为了坚决主张中国各政党联合抗日，他选择去了上海私立光华大学的政治系当教授，在社会舆论上站在国民党的对立面，为联合抗日奔走呐喊，激烈抨击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消极抗日的卑劣行径。差点导致《新月》关闭的《从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一文中，他就清楚地表达出自己对时局的不满“武的流氓，可以做军阀;文的流氓，可以做高官。谁愈流氓;谁愈得势。谁不流氓，谁该饿饭。”[1]实际上，对于国民党对自己的关照与拉拢，王造时心知肚明，CC系通过罗实时联系到王造时，承诺其回国后职位由陈立夫、陈果夫亲自予以过问，在国民党中平步青云对他来说几乎唾手可得，但心怀民族大义的王造时对此不为所动，他始终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本着严谨的学术态度在深刻分析时局的基础上仗义执言，“我们的言论,根据素来的宗旨,仍然是公平的,公开的,正直的,负责任的,对事不对人的。”[2]在他看来，“中华民国之所以闹到这样乱七八糟的地步，国民党是要负重大责任的……”1932年，他又写了《国民党怎么办》，文采斐然，直指当时国民政府，文中抨击国民党政府主导的对日和平外交、依靠国联等鸵鸟政策“证明我们同日本是绝无外交可言”“又证明国际联盟是绝不可靠” “再证明国际上各种和平条约是绝对无用”“更证明依靠外国是绝对没有出息”。[3]接着，他又在《告国人书》中对国民党进行呼吁，提出承认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政党，结成广泛的抗日联盟，允许自由的政治活动等主张。此外，他还创办了《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杂志，这些期刊由于发表一系列抨击国民党内部腐败、抗战软弱、压制其他党派的内容后被相继查禁。国民参政会成立后，王造时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依然主张反对对日投降，要求抗战到底，同时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实行民主宪政和各种民主改革。
王造时不满国民党当时的反动行径的同时，与共产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他时常找周恩来征求意见，指点方向，并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例如他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写道：“最感幸的是你在万机待理之中还邀请我作一诚谈，你那宽旷的襟怀、诚挚的态度、殷切的期待，尤其是那种为国家为人民谋虑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动，永不能忘……同时请您接受我至诚向往之忱，随时予以指教，无负盛意。”[4]由于他屡次抨击国民党的政策，对其拒不妥协，国民党施压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与上海法学院解聘王造时，要求全国高校对其进行封杀，甚至密令当时的复兴社对他实施暗杀，另一方面，孙科、陈诚、张群、熊式辉、陈立夫等人又极力对他拉拢，希望其加入国民党，然而王造时不仅没有答应，反而将此事告诉了周恩来。在1942年第三届国民参政会改组时，他和救国会的其他几位参政员又被以“共产党的外围”角色而清除出了参政会。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决定对全市各高校中有共产党嫌疑的学生进行大搜捕。为保护学生，王造时不顾个人安危，让复旦大学等校逃避搜捕的学生到自由出版社躲藏。
二、破除顾虑知无不言：对时弊的批评和对共产党的建言
一直以来，王造时以敢说敢言，不顾个人安危议政建言的形象为人们所熟知，显示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也显示了他爱党爱国的情怀。无论在建国前还是在建国之后，他都带着浓浓的爱党爱国热情，直言直语，毫不避讳地提出自己对国家、对党的建设的看法。
解放后，王造时以爱国人士身份投入到为新中国的建设中去，他深刻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把黑暗的、落后的、分裂的、被帝国主义欺辱的旧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建设成为光明的、先进的、统一的、强大的新中国，并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极其伟大的胜利”[5]1957年，在复旦大学任教的王造时提出建议帮助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鉴于官僚主义相当普遍，基于爱党爱国之情，感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之召，深受鼓舞之下，遂破除顾虑，放胆为言，”整风运动开始后，他三次在会议上发言，第一次是在北京全国政协大会上的讲话“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要日趋丰富美满”希望党外人士发扬“魏征精神”，不计个人安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帮助共产党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他说：“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征的倒嫌其少。”在给周恩来的信中，他不知疲倦地提出建议的同时，表达自己对国家和党的崇敬与热爱。“今天一切离不开党，只有党才能领导我们一齐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此，爱党爱国的人都诚心热望着党整风彻底成功，更好地领导我们。上面建议的两点在推行中，都必然是极复杂，极艰巨。首先必然依靠党的坚强领导。目前党的威信正在高涨，即使有一些过激过偏甚至有错误的言论，亦无足畏，予以恰当纠正之后，似应迅速鼓励大家继续大胆揭露矛盾，则更足见党有雅量而且得人心。我个人如有可效绵薄之处，望不吝随时函命。”[4]他还率先提出新中国应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秩序，“民主与法治是分不开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法治的指导原则；社会主义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民主的原则，靠法律的制定，形成为公共遵守的行动规范，并且靠法定的机关来具体执行。因此，我们今天要扩大民主，就必须健全法治。”[6]他还主张“提倡科学的文化，“根据科学的研究,去检查,去比较中国和西方的各种社会制度,风俗,习惯,道德,及思想,重新估定其价值并根据现代已有的科学知识,跳出成见的范围,提出各种革新的方案,以创立科学文化的基础。”[7]
然而遗憾的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以他在建国前的一次爱国政治活动中的文章对他进行了迫害。时间要追溯到1941年春夏之交，正值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莫斯科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其中关键的一条是“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个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其中还特别提到:“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浸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8]然而众所周知，其中的“满洲国”即我国的东三省。因此，这个所谓“中立条约”与宣言公布后，中外舆论皆哗然。大凡涉及对国家不利的政策，王造时总是非常积极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批评起来毫不留情面。而且全国救国联合会认为，苏联虽是我们最好的友邦，可能也确有在战略上的“苦衷”，但是这实在对中国是一个打击，救国会因此需要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因此王造时便被推举起草了这一封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王造时接受任务后很快写出初稿，经开会修正通过，信中说:“今贵国于4月13日与我们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中立协定，并发表宜言相互尊重所谓满洲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显然妨害我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政府宜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而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同胞的心意。”[8]当时在信上签名的有沈钧儒、章乃器、夏公仆、沙千里、王造时等9人。王造时起草的这封公开信内容正确，考虑到当时国际局势的复杂性，他的语句一改往日的言辞犀利，而是温和且如实地反映了中国的民意。然而忠言逆耳，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那封信却被“四人帮”解读为“反苏反共”，且单单对王造时个人进行了迫害，从而蒙受了不白之冤，到了1980年得到彻底平反。
参考文献：
[1]王造时.从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J].新月.第3卷.第11期
[2]王造时.开宗明义第一.自由言论创刊号[J]. 1933年第1期
[3]王造时.荒谬集[M].上海：自由言论社.1935.6
[4]袁成亮.王造时与救国会《指斯大林元帅信》[J].党史纵览.2004.11
[5]王造时.王造时自述.上海：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五辑）[M].1984.4
[6]李兴濂.王造时：“君子”是怎么变“右派” [J].各界.2009年第5期
[7]王造时.我们的根本主张[J].主张与批评.第1期，上海.1932（2）
[8]周英才.王造时反苏真相[J].文史精华.2004年第3期
（本文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征文活动”二等奖 作者： 孙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