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是各国为科学技术界颁发的最高荣誉，两院院士是我国的宝贵财富和科技创新的杰出代表，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号召，九三学社积极响应，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章程修改中，首次把组织发展对象中的科学工作者由第三调整到第一，很多院士都是在这一时期加入九三学社的，推动了九三学社科技界别特色的形成，为九三学社的科技报国和建设科技强国筑牢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在九三学社创建80周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70周年、科教兴国战略实施30周年之际，回溯九三学社以科技为纽带与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一脉相承的荣耀，进一步激发科技强国建设的精神动力和初心使命。
一、九三学社与“院士”的双向奔赴
（一）占首批学部委员的18.9%
1955年6月3日，国务院签署命令公布的233 位首批学部委员名单，即今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中有当时
已入社的44位社员，占学部委员总数的18.9%，占当时1195位社员总数的3.69%。70年来，九三学社累计有212 位两院院士，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186 位，中国工程院院士32 位（其中6位为两院院士）。目前中国科学院院士847位，其中九三学社社员49位，占院士总数的5.79%；工程院院士942位，其中九三学社社员18位；占院士总数的1.91%。
（二）在院士发展中的贡献
中国科学院“两弹一星元勋”22位院士中有九三学社社员5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26位院士中有九三学社社员5位；中科院院士栏中列举的新中国主要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15位中有九三学社社员4位。1986年3月3日，九三学社社员王淦昌、陈芳允和王大珩、杨嘉墀4位学部委员上书党中央，建议加强中国高科技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国家“863”计划。1993年，在九三学社社员师昌绪、张光斗和王大珩、张维、罗沛霖、侯祥麟等学部委员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国工程院，极大推动和提升了我国工程科技事业的发展。
（三）中共的关心发展和人才强社的组织保障
1950年12月，九三学社有社员117人，1951年初，各民主党派成员近2万人。毛泽东对李维汉说:“中国人口四万万七千五百万，所有民主党派不到二万人，今年发展一倍也不过四万人，并不算多。这个问题应该写出几个指示发到各地去。”[1]于是，中央统战部发出《1951年协助各民主党派发展党员的建议》，提出各地在1951年协助民主党派发展成员1至2倍。1954年12月底，九三学社社员总数1140人。在1955年的首批44位学部委员中，有九三学社的重要创始人：梁希、黎锦熙、金善宝、潘菽、涂长望；1944年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的袁翰青；1946年入社的裴文中；1948年入社的严济慈；1950年入社的：孙云铸、孟昭英、王淦昌、顾功叙、柯召；1951年入社的：杨钟健、伍献文、侯德封、魏建功、尹赞勋、吴学周、柳大纲、赵九章、葛庭燧；1952年入社的：茅以升、王家楫、朱物华、周培源、郑万钧、陈世骧、王竹溪、严恺；1953年入社的：陈建功、李继侗、虞宏正、周志宏、冯泽芳、黄子卿、王应睐、李庆逵、程裕淇、李薰；1954年入社的：黄汲清、夏坚白、张光斗。
1956年，中共八大确定了中共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各民主党派政治热情空前高涨，至1957年上半年，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数达到10万，是建国初期的10倍，1957年12月九三学社社员总数6225人，1955年的首批学部委员中的张钰哲、谢家荣于1956年入社，蔡方荫于1957年入社。同时1957年和1980年当选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及1994年当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特别是1980年至1983年间当选的94位学部委员的社员很多是1951年到1957年间入的社。
二、坚守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一）抉择中的留下
九三学社的“院士”，早见于1948年3月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确定的首届81名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有60位院士留在大陆，21位赴台或赴美，留下的院士中有已经是九三学社社员的严济慈，有后来加入九三学社的7位：吴学周、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茅以升、王家楫、伍献文。他们与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一道以“父母之邦，不可弃也”的决心要“把中国搞好”。
（二）赴远是为归来
1955年中科院学部委员中留学生占到了81%，九三学社院士中除哲学社会科学部2位委员外，均有留学经历。随后在1957年、1980年、1991年、1993年及后来增选的院士中，留学背景的社员比例较高，主要与20世纪初因庚款留美等政策，学子们或官、自费远赴欧美等先进国家学习深造有直接联系。虽然当时美国等想通过为中国培养人才的办法来进一步控制中国，但大部分留学生目的是要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并在以后真正做到了为中国的现代化鞠躬尽瘁。如周培源1919年考入清华学校中等科，1924年赴美学习，1929年回国任教，1943年赴美继续深入研究湍流理论，美方邀请参加海军军工试验站，年薪高达6000多美元，但要求必须加入美国籍，他婉言谢绝，1947年带领全家回到清华工作，那时清华大学教授的年薪相当于300美元。茅以升1916年赴美学习获得博士学位，1919年他婉拒了多家美国知名学府和桥梁公司的盛情相邀，1920年回归后开启科技报国征程。
（三）《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的影响
1949年，新中国向海外留学生发出召唤，美国政府为了遏制新中国，极力阻挠中国留学生回国，正常回国途径被堵塞，如唐有祺等绕遍欧洲几经辗转周折回国。1950年3月18日，由朱光亚牵头起草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写道“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1950年8月承载着改变中国科技史的“威尔逊总统号”航船上载有100多位中国留学生冲破各种阻挠返回祖国参加建设，后有12位成为院士，其中有九三学社社员邓稼先、彭司勋、沈善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程开甲曾回忆说：“我当时在英国留学，选择回国，就是受到了这封信的感召。”1950年冬，受周培源邀请的杨立铭从英回国任教，多年后他说道：“回国后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我们没有特殊要求，只认为我们已具备了必要的专业基础和科研经验，可以在任何地方独立开展工作。”正是这些归来者成功地将现代科学移植到中国，奠定了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坚实基础。
三、建设科技强国的同频担当
（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奠基贡献
院士们在所属领域是中国及世界科学界的精英，是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开创者和发展的中流砥柱。如林业和林产制造化学奠基人梁希；现代心理学奠基人潘菽；现代物理学研究工作创始人、光学研究和光学仪器研制工作奠基人严济慈；古生物学和地层学奠基人孙云铸；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奠基人李继侗；现代棉作科学奠基者冯泽芳；物理化学奠基人黄子卿；水生生物学奠基者伍献文；地球化学奠基人侯德封；电子科学与水声工程奠基者朱物华；近代天文学奠基人张钰哲；地质科学奠基人尹赞勋；近代力学和理论物理奠基人周培源；稀有元素化学奠基人顾翼东；盐湖化学奠基人柳大纲；气象事业奠基人涂长望；现代鸟类学奠基人郑作新；冶金物理化学奠基人魏寿昆；现代气象学、空间科学开创者和人造卫星事业奠基人赵九章；物理海洋学奠基人毛汉礼；粒子加速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谢家麟；船舶设计学科奠基人杨槱；无机材料奠基人严东生；核酸生化领域开拓者和奠基人王德宝；电子科学的奠基人孟昭英等。小麦之父、现代小麦科学奠基人金善宝；桥梁之父茅以升；矿床学之父谢家荣；核武器之父王淦昌；新华字典之父魏建功；世界地震工程之父刘恢先；半导体之父黄昆；材料之父师昌绪；塑料之父徐僖；生物化学之父邹承鲁；色谱之父卢佩章；激光照排之父王选等。现代数学拓荒人陈建功；分子光谱研究开拓者吴学周；科学史事业开拓者袁翰青；生化学、分子生物学开拓者王应睐；中药现代化研究开拓者王序；免疫化学创始者刘思职；给水排水专业创始人顾夏声等。
（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绵延相承
院士们以科技创新为支点，在国际国内科技前沿取得重大成果，推动了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如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列入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总体体系中，此时荣获202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于贵瑞院士主导的中国通量观测研究网恰好为“双碳”目标提供了核心科技支撑。2009年，卢柯课题组发表的关于《纳米孪晶铜的极值强度和超高加工硬化研究》的论文，被评为当年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多模态AI系统实验室主任乔红长期从事机器人理论与应用研究，解决产业瓶颈，保障了我国机器人走在最世界前沿。国际知名石墨烯专家刘忠范院创建了北京石墨烯研究院，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墨烯新材料研发机构和产业化高地。刘耀光团队创建的高效作物生物技术精准育种平台，解决了分子育种中复杂性状、多基因聚合和多基因编辑与分析等卡脖子技术问题。宋尔卫的研究成果先后被评选为“2003年度世界十大科技突破”。从事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的周成虎在低空领域的开发利用方面取得重大成果。郝跃引领我国第三代半导体领域，不断突破卡脖子技术。崔铁军在国际上创建的信息超材料新体系，打破国外禁运，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仿真软件等。樊春海所领导的核酸信息材料研究团队解决了生物纳米标记均一性等长期存在的挑战性问题。万建民克隆水稻重要新基因和培育新品种，保障了中国人既吃饱又吃好。印遇龙创建了猪体内饲料营养可消化吸收率评价技术体系等。秦顺全担任京沪高速铁路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青藏铁路拉萨河特大桥、孟加拉国帕克西大桥等多座国内外大型桥梁的设计、施工技术等工作，为中国桥梁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卢柯把中国在纳米晶体研究领域推到了国际前沿。潘复生30多年致力于镁合金材料关键难题，建立了国家镁合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国家镁合金产业化基地等。2025年，潘建伟等成功构建105比特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三号”，处理量子随机线路采样问题的速度比目前国际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千万亿倍，再次打破超导体系量子计算优越性世界纪录等。
（三）科学家精神的身体力行
爱国和创新是院士们的主题，更是九三学社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两弹元勋”邓稼先从1958年至1986年间，我国共进行了32次核试验，其中有15次是邓稼先亲自指挥，100%获得成功。程开甲从1963年第一次踏进罗布泊到1985年，一直生活在核试验基地，创立中国自己的系统核爆炸理论和效应研究，为核武器应用奠定坚实基础。周培源说:“我做科学工作、做教育工作和做人的秘诀，也就是我数十年所信奉的格言‘独立思考，实事求是，锲而不舍，以勤补拙’。”夏坚白说“我要在科技现代化上起一个螺丝钉的作用。”黄汲清说：“一个人一生要想做出点成绩，必须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不埋怨环境，不叫喊困难，认准目标，一直往前。挫折是暂时的，成就是永存的。”王淦昌说“爱国主义是对我最大的鞭策。每逢要做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我最先想到的是，我为国家做工作，必须投入全部力量，并且常常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典故来督促自己，勉励自己，使工作做好！”杨遵仪说“一个科学工作者只有把自己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的生命才会有价值，一生才会有作为，才会活得有意义。”杨起说：“我最大的心愿是祖国富强。”汤定元说，科学工作者应当有三部曲：“第一是实践，从实践接触研究对象的本质；第二是理论总结，阅读文献，借鉴他人的经验，丰富自己的理论；第三是孕育新知识，促使新成果的产生。”郝诒纯说：“不是自己取得的第一手资料就不敢动手做文章，不通过亲身实践就不敢下结论。”文圣常说：“许多人问我取得成功的经验有哪些，我并无什么经验可谈，唯独信仰爱国主义和追求科学精神。”尹文英说科研选题三原则：重要性、可能性、现实性。李林说：“正是祖国和民族的命运，铸造了我献身科学的爱国情怀；新中国经济和国防建设的迫切需要使我不断变换科研主攻方向，树立了‘急国家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的科研态度。”沈允钢信奉 “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权威、只唯实”的治学理念。赵柏林说：“做一件事，自己决不姑息、纵容，只有高屋建瓴、博大精深，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前进。”陈星弼说：“以科学服务人类，这就是我此生不倦的追求。”马克俭说：“创新不是赶时髦凑热闹，只有结合实际的技术创新，才是真正有用的创新。韩启德说：“能够为别人做事，心灵上是愉悦的。”王志珍说：“科学家要有创新的思想，聪明的实验设计，缜密的逻辑思维，以及由于热爱而穷追不舍的坚持。”武维华说:“人的一生太短暂，要想做好很多事，实在不容易。我只能在植物生理这个领域做点事，哪怕只有一两件呢，也心满意足了。”
作为“院士大户”，80年来，九三学社始终践行《成立宣言》中的“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始终不懈”的科技报国初心，九三学社的院士真正做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当好科技前沿的开拓者、重大任务的担纲者、青年人才成长的引领者、科学家精神的示范者。（郝彦；九三学社包头市委员会宣传部部长）
参考文献：
[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69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