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九三学社创建80周年，也是我入社35年。1990年，我受三位导师——王应睐、邹承鲁和许根俊院士的影响，加入了九三学社。能在科研启梦之时受到他们的教诲，我感到由衷的荣幸和自豪。此后，我在九三学社，接触到很多像王应睐先生、邹承鲁先生那样的大家，他们潜心科研、无私育人，在各自领域作出巨大贡献，成为引领一代代“九三”青年的标杆。正是因为他们，九三学社才成为科研人员向往的灯塔。

2024年，我被九三学社中央评为“九三楷模”，面对这份荣誉，回首科研成长路，更感念“爱国、民主、科学”精神的引领，我愿意尽己所能把这份前辈给予我的精神力量传承下去。

一颗立志科研的种子

1949年9月，我的父亲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那次会议决定了许多建立新中国的大事。他开会回来说：“中国从此要走向繁荣富强，大家都要为新中国奋斗啊。”那时我就想，我一定要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

初中时，我在学校图书馆读到两本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和《科学与技术》，我每期都看，发现科学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有利于国家和人民，于是慢慢对科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还有一本书《居里夫人传》也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读完这本书后，居里夫人成了我的偶像，我特别向往将来能成为一位像她一样的女科学家。

我还有一位偶像，就是我的三表姨妈吴素萱。1956年，我在济南一中读书时，我的三表姨妈是著名的植物细胞学家，在观察葱蒜等鳞茎植物鳞片细胞时，发现了细胞核穿壁运动的现象，为此她得了科学奖。彼时的我虽然不能理解表姨妈具体做了什么，但一颗向往科学研究的种子在心田发芽。在一篇“我最尊敬的人”为题的作文里，我就写了我对这位三表姨妈和她所从事工作的向往。在高中时期，我就立志今后要进行科学研究。

我的三位“九三”导师

我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并不平坦，但能受教于三位“九三”导师，却又是最大的幸运。

由于种种原因，考大学时我被曲阜师范学院化学系录取。这是以培养中学教师为目标的大学，离我做科学研究的志向相去甚远，但是后来得知通过考研究生还是可以圆我的科研梦。

1965年2月，我报考了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生化所）邹承鲁先生的研究生。生化所以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闻名于世，我很想进入这个研究所工作。经过努力，1965年7月初，我终于收到了生化所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成了酶学研究室邹承鲁先生的学生。由于当时研究生不多，中国科学院将当年录取的研究生集中在位于北京黄庄的科大一分部的研究生院学习哲学和外语，邹先生精心挑选了一本英文参考书《Chemistry of Living Organism》（《生物化学》）让我阅读。这本书既让我学习了以后将从事的专业知识，又帮助我提升了英文水平，令人难忘。

更值得我铭记的是邹承鲁先生教我如何做实验记录，以及尊重原始实验记录的重要性。现在我指导自己的学生做研究也非常重视实验记录。可以说，邹先生不仅把我引进了“门”，而且指导了我的科学研究生涯。邹先生获得过两次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四次二等奖，这在科学家中是不多见的。2021年11月2日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25812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邹承鲁星”。

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相连，1966年文革开始，取消了研究生制度，我留在生化所工作。邹先生也调离上海生化所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工作了。1978年研究生制度恢复，我又经过考试师从王应睐先生，还有副导师许根俊先生。王应睐先生做了26年的生化所所长，是我国现代生物化学事业的主要奠基人；许根俊先生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值得一提的是，王应睐、邹承鲁和许根俊院士都是非常优秀的九三学社社员。在他们的影响下，1990年，我也光荣地加入了九三学社。

王应睐先生是一个品德非常高尚的人，从1991年到2001年他去世，十年时间里我们都在一个研究组里，几乎每天见面。王应睐先生一心为科学事业，绝不考虑自己的名和利。

之前，王应睐先生作为大协作组组长在世界首次人工合成蛋白质——牛胰岛素和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人工合成的工作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坚持不在任何一篇论文上署名。在胰岛素成果的报奖材料中，他亲手划掉了自己的名字。

1996年，鉴于王应睐先生对科学的贡献，多人推荐他申报何梁何利奖。王先生很淡然地说：“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得这个奖有什么用啊？”

王应睐先生淡泊名利，但人们不会忘记他，1988年在美国迈阿密生物技术冬季讨论会上，他被授予特殊成就奖；1996年被授予何梁何利杰出成就奖；2001年，他去世后，Nature特发讣告，纪念王应睐先生为科学所作的贡献。2021年5月14日，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355704）命名为王应睐星。

一个人成长道路上遇到的人对人生轨迹起重要作用，老师们的培养爱护更是至关重要。邹承鲁先生做学问的严谨和执着，王应睐先生与人为善、顾全大局的品德一直在影响着我。

我研究生毕业后，王应睐先生和许根俊先生推荐我申请到美国Fogarty国际奖研金，我在美国加州大学Davis分校学习两年半，为我后来的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十五年接力与传承

自1990年，我以氨基酰-tRNA合成酶（aaRS）和相关tRNA为研究对象进行酶与核酸相互作用的研究。氨基酰-tRNA合成酶是细胞中蛋白质生物合成中的关键酶，它们对底物tRNA的正确识别保证了生物体中由基因到蛋白质合成的精确性。我最初进行该项研究时，研究组缺人缺钱，一年的科研经费只有6万元，国内就我们一家实验室开始做该项研究，与国际同行间的差距很大。单是得到研究材料就很不容易，我带领大家建立了有效的研究系统，经过5年的努力，我们才在国外杂志发表了第一篇研究论文。我充分激发全体研究生对该项研究的兴趣，调动他们进行研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发现新的科学问题、解决科学问题。经过10年的努力，我们组的项目“氨基酰-tRNA合成酶及其与相关tRNA的相互作用”获得2000年上海市科技进步（自然科学类）一等奖和2001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我们研究组全体成员经过33年的努力，与国际同行的关系由仰视变平视，研究工作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跻身于世界前列。

我多次被推举担任tRNA和aaRS国际会议的副主席和学术委员会委员，2005年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6年增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院士，2006年获得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2006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0年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

作为研究生导师，培养年轻学者是我的责任。至今我培养博士研究生56名、硕士研究生4名，研究生获各项奖项117人次。我曾7次获得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导师奖。现在，不少学生已成为本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在我的手机里，有一个毕业研究生建起的微信群。他们有什么新的项目或科研成果，都会在群里报喜。

我的科研之路离不开老一代科学家——我的“九三”导师的培养。今天，我也要像他们对我一样对待我的学生们，尤其是那些一心扑在科研上的人。每当听到他们得到好的研究结果，我都真心为他们高兴！

作为一名九三学社社员，除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外，我愿意为大家做点事情。1980年，我被选为研究所的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我尽心尽力将这件事情做好，起好研究所女同志和研究所领导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大概是因为有科学工作者做事认真的特点，后来我连续12年担任了上海市妇联执委、上海市女科学家联谊会理事长，2008年，我兼任全国妇联执委，连续7年担任上海市科技系统妇委会副、正主任，是上海市从事20年妇女工作的上榜妇女干部。我担任过上海市第十届人大代表、第十和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曾担任上海市政府参事。

我的有些建议被有关部门很快采纳，2016年在上海市政府举办的政府参事座谈会上，我以一名科研工作者和党外人士的身份，针对“怎么让年轻的科研人才成长，上海如何留住优秀的科研人才”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我提出，资助优秀年轻科技工作者的上海启明星计划中的劳务费比例太低，有关部门迅速采纳了我的建议，速度之快我都没想到。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我提出的许多建议也被采纳。

记得幼年时，家里有一本经济地理地图，中国除了最大的“人”，其他诸如铁路、飞机、轮船、粮食、棉花等指标都是最小的。如今，这些指标从最小变成最大，高铁全球第一、造船全球第一……中国的变化太大了，科研经费越来越多，基础科学设施和研究环境越来越好，不少优秀人才回国发展。与此同时，九三学社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科研人才脱颖而出，为了科技强国，奋斗不息。祝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国泰民安，也祝愿九三学社蒸蒸日上、书写新时代的荣光。（王恩多，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