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经济相对发达的浙江，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的成效尤为明显。近年来，罗卫红挂帅的乡村振兴调研组多次赴浙江各地和长三角等地区开展实地调研。在临安的一次座谈会上，农业局同志兴奋地说：“2020年，临安区农产品网络销售额达到50多亿元，比上年增长40%，白牛村已成为全国知名淘宝村，连80岁的老太太都在家开网店。”

调研组则反馈了一些问题。一些县域在数字乡村建设中，除了建立智慧乡村总平台外，还建立了几十个子平台，同一平台上又建立十几个应用模块，技术架构上缺乏统筹安排。村干部反映，光是上传数据、更新数据就烦不胜烦。而盲目追求“高大上”，应用软件和服务设计无法满足实际需求，以致“软硬失衡”、功能繁杂，使得农民群众适用度、体验感较差。在数字经济第一城的浙江杭州，数字应用场景也主要着力在城市，尚未覆盖农村。此外，数据开放共享水平有待提高，部门之间数据协同共享不顺畅，无法实现乡村数据资源价值最大化利用。

“我们要看到亮点，更要着重看到数字乡村建设中的难点和堵点。”罗卫红用“烟囱林立”“鸿沟难逾”“水乳待融”“地广人稀”四个词点出当前存在的信息基础设施不完善、数字开放共享水平不高、数字项目产业化融合程度较低、数字乡村复合型人才极度匮乏等问题。

“建设‘新高地’，着力夯实农业数字基础设施。引进移动通讯运营商、科技企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等多方技术力量，整合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进数字乡村技术集成创新。比如，将数字乡村平台中的乡村服务模块置入数字电视，农民可以直接从电视机点击使用，就可以大大提升数字乡村可及性。”罗卫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