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先贤：与古文字打交道的于省吾
于省吾，字思泊，号双剑誃主人，又号泽螺居士、夙兴叟，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顾问，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古器物学家、训诂学家。于省吾于1896年12月23日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7岁入私塾，1919年毕业于沈阳国立高等师范，毕业后至1926年，于省吾曾先后担任安东县县志编辑、奉天交通银行职员、西北筹边使署文牍委员、奉天省教育厅科员兼临时省视学、江苏督办秘书、奉天省城税捐局局长等职。1928年，张学良和杨宇霆筹建专讲国学的奉天萃升书院，于省吾受聘为院监。1931年，受“九一八”事变影响，萃升书院停办，于省吾亦于事变前夕迁居北京。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于省吾曾先后担任辅仁大学讲师、教授，燕京大学名誉教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讲授古文字学和古器物学。1952年，于省吾受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1955年，受匡亚明先生之邀，于省吾来到东北人民大学（后更名为吉林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并定居长春。因在学术上的卓越贡献，于省吾曾先后受聘为吉林省政协常委、吉林大学历史系古文字研究室主任兼校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语言学会顾问兼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中国训诂学会顾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1984年7月17日，于省吾病逝于长春。
实事求是进行研究的古文字观
在治学方法上，于省吾对乾嘉学派严谨的治学态度颇为推崇，亦吸取了孙诒让文字偏旁分析的方法以及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在古文字考释以及先秦秦汉典籍的校订与注释方面取得了重要学术成就。
于省吾之所以能够在古文字释读方面取得重大成就，是因为他坚持以字形为基础，实事求是地解读古文字。然而与此同时，有一些学者对古文字的研究极不严肃，在他们看来，释读古文字无异于猜谜。于省吾坚决反对这一学术风气，并总结了自己的研究理论，他认为，“契学多端，要以识字为其先务”，又指出“考名识字，必须先定其形，形定而音通，形音既塙，其于义也，则六通四辟，覆诸文理与辞例，自能诉合无间矣。”于省吾的这一古文字释读方法，对后来的古文字理论及实践研究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78年，于省吾在《甲骨文字释林》中进一步总结了古文字的考释方法，他认为：“过去在古文字考释的方法上，长期存在着唯物辩证法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斗争。古文字是客观存在的，有形可识，有音可读，有义可寻。其形、音、义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而且，任何古文字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我们研究古文字，既应注意每一个字本身的形、音、义三方面的相互关系，又应注意每一个字和同时代其它字的横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不同时代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纵的关系。只要深入具体地全面分析这几种关系，是可以得出符合客观的认识的。有的人完全不懂得这种唯物辩证的认识方法，说什么‘研讨三千年上之残余文字，若射覆然’，其影响所及，使古文字考释工作陷入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的泥淖。还应当看到，留存至今的某些古文字的音与义或一时不可确知，然其字形则为确切不移的客观存在。因而字形是我们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的唯一基础。有的人却说：‘考释文字，舍义以就形者，必多窒碍不通，而屈形以就义者，往往犁然有当。’这种方法完全是本末倒置，必然导致主观，望文生义，削足适履地改易客观存在的字形以迁就一己之见。这和真正科学的方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在这方面，清代考据学家的成果，仍有许多是值得我们参考和吸取的。清代考据学尽管有其很大的局限性，但它的无征不信、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应该加以肯定的。”于省吾以字形为基础，坚持形、音、义三者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为后来古文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甲骨文与金文的研究成就
于省吾在古文字研究中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主要体现在甲骨文与金文研究两方面。
在甲骨文研究方面，于省吾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先后出版了《双剑誃殷契骈枝》《双剑誃殷契骈枝续编》和《双剑誃殷契骈枝三编》，这三部书在前人的基础上考释出或纠正补充过去不识及误释的甲骨文共100余字，是继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以来释读甲骨文字最多的著作，且以释字精深为人称道。1979年，于省吾总结其研究成果，汇编成《甲骨文字释林》一书。此书收入其所新释或纠正过去误释的甲骨文300余字，为于省吾甲骨研究之精华。其中对于诸多甲骨文字的释读已成为学界不刊之论，如对甲骨文屯、萅、虹、奚、气、孚、甲等字的释读均确不可易，令人信服。1977年，于省吾应中华书局之邀，主持编写《甲骨文字考释类编》一书。该书最后于1996年出版，更名为《甲骨文字诂林》，全书共300万字左右，是甲骨文字考释与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在金文研究方面，首先，于省吾在金文的收集、整理及刊布上有着重要贡献。他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版了《双剑誃吉金文选》《双剑誃吉金图录》和《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三部金文著录书。1957年出版《商周金文录遗》，收录600多件铜器拓本，为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作了重要的补遗。在青铜器铭文考释方面，于省吾亦有较多代表论作，如《“鄂君启节”考释》《寿县蔡侯墓铜器铭文考释》等文，均提出了独到见解。
古文字研究中的灼见
于省吾在古文字研究的过程中认识到孤立地研究古文字是不够的，需要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出发，结合文献中所保存的原始民族的生产、生活、社会意识等内容来追溯古文字的起源。例如，商代后期的《玄鸟妇壶》铭文中的“玄鸟妇”三字，研究者未能确释，于省吾从原始氏族社会图腾崇拜的角度出发，结合传统典籍中有关“玄鸟生商”的记载，发现壶铭应释为“玄鸟妇”，它标志着作壶的贵族妇人是以玄鸟为图腾的商人后裔。这一研究得到文献记载与出土实物的交验互证，为商人图腾找到了实物依据，从而使过去一向被认为是怪诞不经的“玄鸟生商”问题得到了合理解释。
于省吾在研究古文字的同时，亦注意到古文字资料对古籍校订的重要性。于省吾认为，“先秦典籍，由于口传耳受的师说不同和文字本、借的不同，由于金石铭刻和竹木帛纸以及传抄、刻本的差异，由于古篆、虫鸟篆、小篆和汉代分隶、六朝别字的变化无方，因而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古籍传本的文字，已经辗转传讹。”又指出：“清代学者由于受到时代和材料的限制，他们研究文字以《说文》为依归，实则用东汉人所撰的《说文》，以训释先秦典籍是间接的，用地下所发现的商周时代的文字资料，以与同一时代的文献相证发是直接的。比如医师施药饵于患者，用饮服方法，由胃以达到血里是间接的，用注射方法是直接的。直接要比间接的效果大的多，因为考据最贵简捷了当，假如用间接搪桥式的递连办法，就很容易穿凿附会，甚至有时会把甲考证成乙。我们应该以地下文字资料为主，以文献为辅，相为补充，相为训释，交融互证，这样作，才能逐渐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而取得统一。我们应该从现实出发，以吸取古人的菁华，作到古为今用，钻进去还要钻出来，而不充当古人或古籍的俘虏。我们今后需要继承清代学者对于古籍考证中的优秀成果，进一步运用古文字的构形、声韵、训诂这一有利工具，并结合近几十年来所发现的古代遗迹和遗物，加以分析综合，作出新的贡献。”于省吾晚年亦重申了这一理论思想，他指出：“在先秦古文字资料大量出土的情况下，以先秦古文字的研究成果来考释先秦文献，无疑是更为直接而有效的。”这便是于省吾利用古文字校订先秦典籍的理论思想。
于省吾在研究古文字的过程中，亦在文字学理论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在文字起源的问题上，于省吾认为：“六书次序以指事象形为首，但原始指事字一与二三亖积画之出现，自当先于象形字，以其简便易为也。此类积画字，本无任何神秘性之可言。《淮南子·本经》：‘昔者苍颉作书，天雨粟，鬼夜哭。’此乃荒诞之神话，不值一驳。实则原始人类社会，由于生产与生活之需要，由于语言与知识之日渐进展，因而才创造出一与二三亖之积画字，以代结绳而备记忆。虽然几个积画字极其简单，但又极其重要。因为它是我国文字之创始，后来才逐渐发达到文字纪事以代表语言。于是既突破空间与时间之限制，同时亦促进人类文化之发展。”
于省吾在古文字研究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古文字学这一学科应该是为研究古代历史服务的。正如于省吾在1962年再版《双剑誃诸子新证》中所说：“清代考据学风，鼎盛一时，许多考据学家对于古籍之目录、辨伪、辑佚、校勘以及文字、声韵、训诂之学，颇能实事求是，饶有发明。但其弊也，则流于支离穿凿，冗蔓繁琐，无裨宏旨。我以为考据而得其当者，只是史料之整理与复原工作，并不能阐明历史之发展规律也。”
于省吾进一步认识到出土材料对古史研究的重要性，他进一步发展王国维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指出：“地下资料和先秦典籍两者还应该有主辅之别，即以地下资料为主，典籍为辅，才能得出真正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这主要是因为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和其他考古资料是原封未动的最可靠的资料，这和辗转传讹不尽可据的典籍记载是有主辅之别的。”于省吾这一理论对后来的古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1983年秋，于省吾抱病赴香港参加国际中国古文字学术研讨会，由于旅途劳顿，加上返校后又马上给进修班讲课，遂病重住院。1984年7月17日，于省吾在长春与世长辞，享年88岁，他的逝世是古文字学界、历史考古学界、古籍整理学界的巨大损失。于省吾的一生都在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给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治学精神与治学方法。（吴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