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18日至31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40年前的今天，是这次大会闭幕的日子。这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会开启了科学的春天，也迎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

一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闭幕会上，郭沫若《科学的春天》讲话，道出了中国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劫后余生的喜悦和献身科学的豪情。5000多名科技界代表度尽劫波，汇聚一堂；7000余项科技成果重见天日，获得奖励。

当邓小平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时，会场上爆发出一阵又一阵如雷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在 “文革”之后，国家百废待兴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它扫清了10年动乱后科学技术发展的政治障碍，把科学技术提高到一个空前地位，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命运，为中国制定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次大会的召开，不仅影响了我国科技事业的未来发展走向，而且对整个知识界、对其他各行各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铺垫和准备。

对于云集多位中国乃至世界知名科技巨擘的九三学社来说，同样也迎来了希望的春天！周培源、金善宝、潘菽、王淦昌、严济慈、茅以升、黄昆、王应睐、伍献文、杨钟健、黄汲清、张珏哲等九三学社老一辈科学家，亲临这场科学盛会，畅所欲言，为10年浩劫中饱受摧残的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献计献策。其中，为迅速改变我国农业科技工作落后局面，金善宝向党和政府提出了多项建议。周培源代表中国科协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作题为《科学技术协会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的发言，并就科协和学会的主要工作提出意见，成为一个时期科协和学会工作的主要指导方针。

正如时年71岁的王淦昌所说，“文革”时期我们有压力，那是令人窒息的政治压力；现在也有压力，但这是鼓舞人心的革命压力，这种压力将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

二

40年来，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再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举国上下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认识有了飞跃性提高，党和国家已把科技工作摆到了空前重要的位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中国要强，中国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科技。”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国成为全球瞩目的创新创业热土。国家目标、全球视野、人类福祉成为谋划创新的重要准则；面向国家需求、实现创新驱动、助推高质量发展成为科技发展重要任务；自主创新、协同融通、开放合作成为创新组织体系建设的基本共识。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报告提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当前，科技创新的格局、环境和要求发生了重要变化，但科技创新本身的使命、规律和逻辑一以贯之。因此，以过去40年科技体制改革为基础，我们更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在创新宗旨上不忘为民之心，在创新目标上不移超越之志，在创新格局上不改融通之略，在创新主体上不变活力之源，进一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科技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实现科技创新从量到质、从点到面、从内到外的提升和转变，为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40年前科学的春天，如今已结出累累硕果。中国科技工作者披荆斩棘、不断探索，在世界科技前沿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大成就，在国家战略必争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水平加速迈向国际第一方阵。

量子通信、中微子、铁基超导、外尔费米子、干细胞和再生医学等科技成果水平位居世界前列；载人航天、空间科学、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人工智能等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战略高技术领域持续取得重大突破；高速铁路、第四代核电、新一代无线通信、超高压输变电等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产业关键技术迅速发展成熟；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上海光源、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投入使用，为解决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奠定了基础。

如今，便捷的高铁、网购、支付宝、共享单车被称之为中国新四大发明。在国际竞争激烈的科技领域，我们正在由“跟跑者”变为“并跑者”，甚至“领跑者”。

无数外国网友感叹：“中国人干成了太多我们想干都干不成的大事！”

三

作为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九三学社积极发挥人才优势，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国的科技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九三学社先后拥有180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各自领域取得卓越成就，为中国科技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从1957年“反右”到“文革”爆发，虽然历经磨难，但广大社员在逆境中仍然努力工作，为国奉献。黄汲清、谢家荣为摘掉我国“贫油”的帽子实现石油自给，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陈芳允、程开甲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周培源顶着压力上书周恩来并发表文章，就加强基础科学研究赤诚进谏；谭其骧倾注多年心血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取得了人文社会科学的重大成就。

1977年8月，包括周培源、金善宝、邹承鲁等九三学社社员在内的30余位科教界专家从全国各地赶赴北京，参加全国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是邓小平复出后主持的第一个重要会议，是邓小平对我国科教工作现状和存在问题的一次全面深入了解。正是因为这个“情况收集会”，使他形成了完成科教工作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的基本思路。也正是这次全国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成为半年之后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的滥觞。

改革开放后，九三学社在许德珩、周培源、吴阶平、韩启德、武维华等历任主席及其他领导人的带领下，充分发挥自身科技特色，利用高端科学家资源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推动中国科技发展。

1986年3月，鉴于世界高新技术迅速发展与我国现状，九三学社社员王淦昌、陈芳允与另外两位科学家王大珩、杨嘉墀，联名致信邓小平，提出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我国高技术的建议，得到邓小平高度重视，作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的批示。国务院在听取专家意见基础上，迅速制订出面向21世纪中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863计划”，拨款100亿元，选择生物、航天、信息等7个技术领域的15个主题项目，不失时机地把我国推到了与世界高技术竞争的起跑线上。

新世纪以来，韩启德提出的防治非典的5条建议，因较强的专业性，对国家防治非典起到了重要作用。潘建伟领衔团队研制的量子科学实验卫星领跑全球，创造了多个“世界首次”，使中国科学家跻身于国际一流的量子信息研究行列，量子通信产业化也在中国科学家全力推动下得到快速发展；严俊作为主要负责人设计建造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被誉为“中国天眼”，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将在未来20至30年期间保持世界领先地位，成为国际射电天文学研究和学术交流中心。诸多成就，不胜枚举。

共和国科技发展的“功勋薄”上，九三人的成绩赫然在目。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陈芳允、程开甲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王选、黄昆、师昌绪、谢家麟、程开甲先后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程开甲荣获2017年度八一勋章；王淦昌、王德宝、邹承鲁、侯先光、陈均远、闵乃本、潘建伟等主持研究的项目分别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王弭力、万建民、丛斌、黄润秋等主持研究的项目分别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仅近5年， 就有278名社员获国家科学技术奖。

科技强国路上，九三人一直在前行！（民主与科学杂志社 尚国敏 马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