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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总在风雨后

社青海省委文化支社副主委   裴林

春节刚过，我接到了一家刊物打来的电话，请我去做编辑。由于要租房居住，便犹豫再三，但终究还是成行了。

踏足西安已是三月下旬，满眼桃红柳绿，一派春意。

那个时候，非典对于我只是一个名词概念。

4月20日，西安的空气骤然凝重。媒体上公布西安发现了非典，还不止一例：一家人到北京看守病危的父亲并办理丧事，回来后染上了；一位打工者从广州回来，发烧咳嗽了……全是输入性的。单位领导有点儿慌：“咱们的每一个人都弄些药吃吧。”

每人发了一份防非典的中药单子，说是北京中医药专家的处方，自然有人当天就买了，三服15元，后些天再购者，便30元、40元地天天看涨了。位于北大街十字的“老百姓大药房”免费为市民提供两杯八味药合剂。我天天从那里经过，从早到晚人山人海。

这并没有引起人的高度重视。我看到一份报纸上说：得非典的概率就象中500万大奖的概率，而中500万大奖的概率又要比生四胞胎的概率还要低得多。我于是长出了一口气，我中不了500万更生不了四胞胎，也得不了倒霉的非典。终于没有去买中药。

“五一”前夕，全社会防非典的意识浓起来了。我们单位给每人发了四盒平安檀香，说是回去赶紧点上，可以消毒净化空气。从此，我无论是上班还是回到家里，总有一种到了寺院的感觉，更增添了我孤身在外的寂寞。后来我把四盒檀香分别送给我小学的班主任老师和门房的师傅，我也照本宣科：“檀香可以抑制空气中的致病细菌……”

原来和同学朋友无忧无虑地坐在钟楼的麦当劳喝加奶的咖啡天南地北地聊天，原来假日无忧无虑地在世纪广场逛商店，在公园氧吧一样的竹林里散步，在书店漫不经心的翻阅书籍，原来……这一切，都在几天内变得不能像原来了。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本店以消毒，请放心用餐”、“本行已全面消毒，请放心办理业务”、“本车已消毒”等等打印好的告示，但饭店用餐者、公交车出租车乘坐者寥寥。所有的车都大敞着窗户，任流动的风吹……

我不敢在街上用餐了，只好回屋煮挂面。

一上班便抓报纸读，我被方方面面的报道感动着，也着实添了几分担忧和警觉。每日用流动的水多次洗手，买了“21金维他”服用，比平日洗浴更衣勤快了许多。看到北京的疫情，便毫不考虑话费，不断拨打010：“喂，注意点儿，出来进去洗手，保重呀……”我也接到朋友的电话：“戴口罩了吗？多加小心呀。”非典时期的友谊山高水长。

西安街头每天消毒洒水车不停地巡回喷洒，空气中弥散着浓浓的药味。一辆洒水车挂着横幅“不发国难财”，但也有人把口罩买到8元一个。

单位不失时机地买回几大塑料桶过氧乙酸，我们的眼睛在浓烈的空气中经受着考验。4月中旬，街上随处可见年轻人戴着口罩相拥在树下，老人带着口罩跑步、舞剑。

“五一”过后，防非典更严格了，办公楼大院门前拉了一根绳子。汽车进门先消毒，步行人员走在一块洒了消毒液的地毯上。进办公楼又有一道“封锁线”。听说市委、市政府大院每天都为上班人员量体温，逐一登记。我的出租屋面对的是省政府办公大楼，很多窗户彻夜灯火通明。那里是三千多万人民防非典的指挥部呀。西安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严防死守，家属院挂起了“禁止外单位车辆入内”和“来人登记”的牌子。听说歌手孙浩回西安租住酒店主动把自己隔离起来，居委会还开了会专门研究他的问题。还有老太太在楼下站岗放哨。

人民在保卫生命，党中央在保卫人民。

如此紧张的环境，人的心态也不由得紧张。

有一天，我在街上行走，忍不住咳嗽了几声，周围行人立刻跑远了。我气恼地站在街中，心想，等非典过去了，我想大口呼吸就大口呼吸，想咳嗽就咳嗽！

我参与的刊物开设了《和裴大姐聊天》专栏。我不便外出作节目，只好就地取材，与办公室的同事聊起来，我为它命名：非典、健康、快乐人生。

文内有这样几句话，“人类的精神和科学会战胜一切灾难，阳光总在风雨后”。

“人的生命中，没有比健康更好的东西了，让我们用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心态，迎接每一个早晨” 。

当然，我会在糖葫芦似的出租屋里加倍小心的。也祝愿我的亲人，我北京、广州、青海的朋友们，我身边的远远近近的朋友们多加保重，多加保重！祝大家都平平安安。还是那句话——阳光总在风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