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薛愚，我国著名药学家、药学教育家、中国药学和药学教育的重要奠基人，北医药学院的奠基人、终身名誉院长，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创始人、第一任主任理事。薛愚一生坎坷，但比别人更加坚忍不拔，他身上既有知识分子的敏锐与抗争，又有救国兴邦的胸襟情怀；他既为我国药学事业和药学教育事业的开拓披荆斩棘，也为九三精神的薪火相传奋斗终生。展现了一位药学家、一位民主学者“百折不挠，临大节而不可夺”的风骨 

1988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讣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周培源和首都各界人士400余人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向祖国药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薛愚作遗体告别。

著名药学家陈新谦教授作诗感怀薛愚一生：

随心药学毕生中，不息攀缘九十翁。

涉尽急流翻尽岭，名家来自牧牛童！

薛愚（1894—1988），字慕回，湖北襄阳人，我国著名药学家、药学教育家、中国药学和药学教育的重要奠基人，编撰有我国第一部药学专业教科书《实用有机药物化学》、第一部化学实验教程《普通化学定性分析实验教程》、第一部医用有机化学教科书《医用有机化学》，参与编撰《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院奠基人、终身名誉院长，九三学社第一、二届中央理事会常务理事、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创始人、第一届理事会主任理事、第二至四届分社委员会主委。

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药学大家，在他去世后，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却集体违背了他将遗体捐献给医学院进行解剖的遗愿——通过这最后的“违背”，表达了对这位老者最深的敬意。

薛愚，一位“暴走”教授，一位“侠义”学者。他身上既有知识分子的敏锐与抗争，又有救国兴邦的胸襟情怀；他既为我国药学事业和药学教育事业的开拓披荆斩棘，也为九三精神的薪火相传奋斗终生。

谈九三精神，首先要谈九三人。九三学社的成员，主体是知识分子。创始人那一代的九三人，其中绝大多数又都是出身名门望族，因此他们往往有更好的家学、资源、经济实力接受教育。这些青年人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却逢国家巨变，他们自身没有压力不需要挣扎图存，却满目是风雨飘摇，因此也更容易生出一种家国天下的情怀，一种救亡图存的愿望，一种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的英雄梦想。

薛愚在其中是特殊的——他是那个时代少有的贫苦出身的九三先贤：少年失怙，教会启蒙，没有家庭背景可以作为依靠，可是却与其他九三先贤一样，精神上高洁，行为上正直，因此他的职业生涯也就显得更加坎坷曲折。

薛愚从齐鲁大学毕业后，曾在清华大学执教5年。后获得赴法留学的机会，在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于1933年回国从事教育工作。

时任河南大学校长的张仲鲁是薛愚的好友，因此薛愚首先受聘河南大学。期间，薛愚辗转利用与冯玉祥的关系，营救了中共早期党员马适安，结果被以“不安定分子”的罪名解聘。

于是薛愚转赴上海暨南大学任教。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薛愚义无反顾地参加了赴南京的请愿团，再次受到当局额外的“关注”。

于是执教不满一年，薛愚又赴西北农专执教。但由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教育部当初给予薛愚的关于在西北农专开设药学系等承诺几乎全部无法兑现。同时，由于在西北农专参加了大量抗日工作，薛愚以“危险分子”的罪名被解聘。

1938年薛愚受孟目的邀请，赴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中国药科大学前身）任教。1939年孟目的因为“药专包庇共产党”被解聘，薛愚也随之愤而离开药专，转赴成都齐鲁大学任教。

在齐鲁大学，薛愚又参加了反对校长汤吉禾贪污公款、镇压学生的“倒汤运动”，旋即又被解聘。

薛愚在历次被解聘的经历中，一直没有被打倒，反而越挫越勇，直到这一次，薛愚甚至直言，反而是生出了十分的自豪——这是对自己能够为真理和正义与反动势力决裂而产生的自我认同。由此可见，薛愚的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是有爱国、民主、科学的信仰作为支撑的，因此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就是薛愚九三精神的外在体现。

1945年，朱家骅接任教育部长，邀请薛愚出任国立药专校长，给予他相当程度的自主权，由薛愚主持药专复员南京。

薛愚原本争取到原日本中学和上海若素药厂作为基地，但在混乱中险些被其他机构“截胡”，药专险些被裁撤。随后薛愚又广聘知名学者，改革教育措施，奠定了药专在我国药学教育界的地位。但1946年，薛愚又因“主张国共合作，聘请民主教授，阻挠三青团在校内的活动”，被教育部解聘。

新中国成立后，薛愚主政北医药学系，才开始稳定下来。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北大医学院独立出来，薛愚带着药学系白手创业。先是找到霍家花园地址作为药学系用地，结果得知中央军委也有意购买该址作为部队疗养院。薛愚赶紧通过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上书毛主席，获毛主席亲笔批复：北医与军委有房屋争执，请聂令朱早观查明处理，以结果告我。如无大碍，宜让与北大。

延请教授方面，在薛愚的多方努力下，北医时有医药学专家：蒋明谦、黄新民、王序（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楼之岑（1953年加入九三学社）、诚静容、章育中、林启寿、金蕴华、庞贻慧、章錡等人共聚北医，可以说是“群星璀璨”。在北医药学系历史上，曾有四位院士执教，其中两位是由薛愚亲自聘请的，并且都在薛愚的影响下先后加入了九三学社。

薛愚在整个执教生涯中，表现出一种近乎偏执的坚持，在哪里执教，就要在哪里建药学系，在哪里主政药学系，就要做到最好——薛愚只在三所大学执教超过两年，在这三所大学期间：在齐鲁大学创建药学系，直接培养我国自己的药学人才。主持濒临裁撤的国立药专复员南京，保住仅有的药学教育阵地。主持北医药学系的整体建设和教学工作，奠定深厚的基础。

旧中国的药学教育情况是，自国民党陆军医学院设立第一个药科起至抗日战争结束，中国自办医学院33个，药科只有4个。因此新中国成立前的30年中，我国拥有药学专业人才一共不足400人。而这大概就是薛愚执着于创办药学系的初心。

1950年，薛愚参与筹备了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现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并于1951年任第一任主任理事（现称主任委员）并连任四届。在薛愚的努力下，九三学社吸收了一批北医的医药领域专家，大大扩充了九三学社组织的人才储备。

1951年，薛愚受许德珩之托，以5000大洋替九三学社购置了位于颁赏胡同的办公地址，结束了九三学社“居无定所”的窘境。

1956年，薛愚被评为我国第一届，也是唯一的一届一级教授。一级教授工资待遇比较优厚，但薛愚为了九三学社和北医药学系的建设工作几乎“倾家荡产”，生活上十分简朴，未替家人置办过什么资产，更一生要求子女尽可能为国家多做贡献。

1957年反右扩大化，薛愚成为统战部“钦点”的大右派，不被允许再从事教学活动，退而著书——结果也因右派问题未能出版。

忍辱负重二十年，直到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薛愚彻底获得平反，但那时他已经年近耄耋，不能再从事高强度的教学活动了，便专心著书，谁知又接连遭遇罹患眼疾、手稿丢失等困境。

薛愚并不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药神”，生活带给他的痛苦只会更深重而不会有一丝仁慈。他也曾经愤怒：当目睹教育部沦为高层争权夺利的战场，他对教育部高官怒目拍案；他也曾经冲动：在受到不可理喻的指控时，他气得嘲讽说，“对，我就是故意丑化卫生部，因为我想当卫生部副部长”；他也曾经软弱：右派岁月里，挨完批斗回来的晚上，他也躺在床上委屈得哭。

但薛愚也比别人更加坚忍不拔。他在困境之中表现出的真诚和热情带给无数人希望，令无数学生对药学专业重拾信心，令一群杰出的学者像他那样以科学民主为毕生追求，为中国药学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展现了一位药学家、一位民主学者“百折不挠，临大节而不可夺”的风骨

如果只从授课时长来看，薛愚可能比不上很多教授，但他所做的事情，远远超越了教授的职责，他所承担的是一个教育家的重任。

薛愚的成就和贡献又不仅仅是在药学和教育领域，他也告诉我们：人当如何面对人生的逆境，当为什么而活。

在被错划成右派的二十年间，薛愚被“雪藏”、被批斗，受到种种不公正待遇，一生心血付诸东流。但他却说，“环境是艰难的,道路漫长而曲折。但是我为中国药学事业奋斗的决心是抑制不了的。至于我个人，则像疾风下的劲草，虽然风雨不停地袭来，但依然生活在人间”。

除了搏击风浪的勇气，薛愚更令人感动的，是他的胸襟和正派。在反右及文革期间遭受不公正待遇时，将所有的指控一力承担，不牵连一人。他说自己：不愿见到年轻学者和学生毁掉学术前途和今后的人生。在那黑云压城的年代，为北医的年轻学者们撑起了一小片天空。

即使是在临终前，薛愚仍然在病床上不辍笔耕，为祖国药学教育事业建言献策。他只恨自己老得太快、身体太差，不能继续为药学事业多贡献一点，再多贡献一点。

薛愚有句名言：力量集中，意志集中；学校第一，学术第一。

大概就是在这样清晰而果决，使得薛愚能够在这样复杂而艰难的环境中不断做出成绩。

“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薛愚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更是战斗的一生，也正是大量知识分子的一种代表和缩影——知识分子有着天然的职责和使命，不断地与谬误开战，使人类无限靠近真理。

 （作者：孔瑶竹，九三学社北京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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