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王淦昌是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先后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王淦昌和他的小组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个反西格玛负超子，诺贝尔奖在向他招手，为了国家需要，他却毅然放弃基本粒子研究，投身国家急需的核武器事业。他参与了中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王淦昌的事迹有大量的书籍、资料介绍，本文作者在九三学社创建75周年之际，对王淦昌的两名亲人进行了采访，旨在从亲属的视角，挖掘九三学社先贤王淦昌鲜为人知的一面，以此纪念先贤、补充史料。

关键词：核物理学家  王淦昌  亲属视角  史料

2020年是九三学社创建75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作为九三学社威海市委的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受使命感的驱使，凭着一腔热情和多年前听说的一点儿线索，想写一篇追忆九三学社先贤、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的文章。王淦昌先生，1907年5月18日出生于江苏常熟县枫塘湾，1998年12月10日逝世。跨过慢慢的历史长河，除了物理学大厦中那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中微子”、激光核聚变的科学光芒，和1964年震惊世界的几乎所有地震检测仪都能测到的来自中国罗布泊的振波，王淦昌先生的身边亲人的内心深处珍藏着什么？他们记忆中的王淦昌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非常幸运的是，我拜访到九三学社威海市委86岁高龄的老社员刘天阳，刘天阳是九三学社先贤、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的长子王懋基的妻弟，又采访到王淦昌先生的孙女王耘，一起钩沉那些散落的记忆，史沉纸短，略陈二三，与大家共飨。

悠悠岁月，家事国事说春秋

在夏日下午凉爽的时光里，刘老陷入深深的回忆。

“我的姐夫王懋基是王淦昌先生的长子，他受父亲的言传身教，秉承了王淦昌先生爱国、严谨、开拓的精神，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地质工作者，他与同事一起发现了大庆油田，为新中国地质事业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1982年获“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姐姐姐夫都是大庆的功臣。有一次，大庆油田举行周年庆典，邀请姐夫王懋基参加，一进门，发现一幅2米多高的照片，姐夫看着眼熟，顺口说道，‘这是谁啊？’陪同前往的亲属说道，‘这不是您吗？’大庆油田领导对功臣很重视，安排姐夫王懋基在最重要的位置就坐，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今天要让功臣坐在首要位置！’，就这样，前去祝贺的石油部长也礼让在侧。”

王淦昌先生研究工作繁忙，所从事的又是保密工作。因此，和亲属们接触很少。在这种状态下，先生的妻子吴月琴担负起了迎来送往的责任，在时代的艰苦和风雨中为王家的大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温暖和浓浓的亲情。“1963年春节，王淦昌先生因研究任务重不能回家过年，我的姐夫王懋基在阿尔巴尼亚从事石油工作，也不能回北京过年，婶婶吴月琴对姐姐说，‘叫上你弟弟刘天阳到家里过年吧’，就这样，我来到北京，和婶婶吴月琴、姐、先生的小儿子、女儿们等一大家子过了一个平生最幸福的春节，那时全国都处在困难时期，这个吃得饱饱、穿得暖暖、其乐融融的春节成了我永远抹不去的回忆！”

“我和王淦昌先生都在青海工作过，我在青海省地矿局工作，先生在海北州海晏工厂从事核研究工作。海北州海晏工厂，1957年邓小平领导在此选址，原名金银滩，是藏民的家。后来海晏工厂搬迁，一部分搬到了河北，一部分搬到了安徽。藏民听说海晏工厂搬家，又搬了回来。这是后话。那时，我在海北州离梅源县100多公里的地方钻探水库，查资料，是冰川，存不住水 不能打钻。闲暇的时候，我会到王淦昌先生工作的海北州海晏工厂门口坐坐，没有见到先生，却常常能跟厂子的张书记聊上几句，他听说我是王淦昌先生的侄子，便更加熟络起来。我说，‘海晏工厂是研究生产中子炮的地方吧？’张书记说‘是啊！这可是在珍宝岛战役立了奇功的。’中子炮就是王淦昌在紧要关头组织研发生产的。”珍宝岛战役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因珍宝岛的归属问题于1969年在岛上发生的武装冲突。战役中，苏军采用了先进的主力坦克T-62坦克，即使被炮弹炸到了，坦克的钢板也能安然无恙。在1969年3月15日的战斗中，苏方军队一辆坦克已经侵入中国境内，行进于封冻江面上的苏军当时的主力坦克T-62坦克被连续打击而无法开动，迫使其乘员弃车。苏方不愿让中国获得这个当时较为先进的坦克，遂派出爆破组试图炸毁坦克被击退。之后苏军用炮火把坦克下的冰层击破，坦克沉入乌苏里江。4月，中方派出海军潜水员将这辆坦克打捞出来。针对T-62坦克坚固的压缩钢板，王淦昌在海北州海晏工厂组织研发生产了中子炮，中子炮弹打中T-62坦克后，先钻眼，然后爆炸，炸得苏军晕头转向。最终，中国军队获得胜利。

爱惜人才，关爱身边人

在老社员刘天阳略显狭窄的书房里，沐浴着威海夏日凉爽的海风，我们时断时续地交流着，仿佛在用力把思绪从遥远的时空里拉回来。我一度担心刘老的身体吃不消，还好，虽然刘老今年已经86岁高龄，但是耳不聋，眼不花。有时他会点燃一支烟，提振一下精神，继续缓缓而谈：

“王淦昌先生十分爱惜人才，受他提携帮助的学生、同事、科研后起之秀不胜枚举。当他得悉他们处于困难境地、亟需帮助时，他会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时间，尽量帮助他们克服困难。1964年12月，王淦昌独立提出激光驱动核聚变的建议，中国激光核聚变研究开始起步。1978年，王淦昌调回北京，任核工业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在其直接领导下，先后开展强流电子束惯性约束核聚变和氟化氪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为后来的惯性约束聚变获取核能做出了开创性工作。在激光惯性聚变研究中，王淦昌先生认识了一位上海光机所从事x光光谱研究的助理研究员卢仁祥。1984年卢仁祥不幸检查为肝癌晚期。王淦昌先生得知后，亲自写信给上海光机所了解病情，并写信安慰卢仁祥。不久，又亲自到医院看望，鼓励他战胜病魔，还邀请他到原子能所报告x光光谱研究的最新成果。”

“王淦昌先生十分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成长，他叮嘱身边工作人员，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要努力学习。他宁可增加自己的工作量，多做一些事务性工作，也要让秘书去学习。他的秘书有的和他一起搞科研，一起撰写理论文章；有的学习外语，成了翻译的行家里手。身边工作人员家中有什么事情，他知道后一定会帮忙。正是先生的这些可贵的品格，成就了身边人。先生百年之后，身边工作人员都有了自己的专长，在事业上顺风顺水。”

不一样的爱，最真的爱

和刘老交流结束后，王淦昌先生的伟大形象在我心目中逐渐鲜明起来，但仍有意犹未尽之感。在刘老的介绍下，我与王淦昌先生的孙女王耘取得联系。王耘是这样描述心中不一样的爷爷的，“每次去爷爷家，爷爷不会像其他的爷爷那样，对小孙子小孙女亲亲抱抱。我爷爷见了我，会弯下腰，很正式的跟我握握手，说小朋友来了。那时我还好小，但是已经有记忆了，就记得爷爷的手好大呀，暖暖的。以后每次见到爷爷，爷爷都要跟我握握手。”

王淦昌先生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教书育人和祖国的国防事业，花在家人身上的时间屈指可数。先生的孙女王耘回忆道：

“小时候不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所以没有太多相处的故事。爷爷也不像是一般的老人跟孙子辈的孩子相处的那么亲密，或者表现得很宠爱。记得每次去爷爷家，爷爷都是在书房看书或者看资料，见我们来了，一般也都是关心我们的学习情况，考试成绩怎么样，我们也不会像其他的小孩子那样跟爷爷奶奶撒娇，祖孙一直就是这样的相处模式。”

“直到有一年，八几年吧，我大概十来岁的时候，那时候大陆的生活和物质条件都还很匮乏呢。那次爷爷是去交流访问，忘了是去香港还是去美国了，回来的时候给我买了两套衣服。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一套粉红色的小西装，和一套橘红色的运动服。女孩子嘛，当时觉得好漂亮啊，我开心坏了！那时候才体会到爷爷还是很爱我们的，只不过平时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不太顾及到家人，也不太善于表达感情而已。那衣服我穿了好几年，直到小了旧了，再也穿不了了，也舍不得扔。”

永远铭记，为了杨帆起航

文章写到最后，我想到了著名现代诗人艾青在诗歌《我爱这土地》中炽热的吟唱，“为什么我的眼中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王淦昌先生将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自己的祖国，独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王淦昌和他的小组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个反西格玛负超子，诺贝尔奖在向他招手，为了国家需要，他却毅然放弃基本粒子研究，投身国家急需的核武器事业。从此化名“王京”，投身戈壁荒漠十余载，参与了中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两弹” 研制成功后，他又以极大的热忱推动中国核电建设，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沉的爱。

王淦昌先生先后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第三届、四届、五届、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务。先生非常关心中国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事业的发展。1986年3月，王淦昌与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联合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建议发展对国家未来经济和社会有重大影响的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和新材料等高技术，力求缩小中国与先进国家间科技水平的差距，在有优势的高技术领域创新，解决国民经济急需的重大科技问题。由此催生了举世瞩目的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863”计划。中国高技术发展从此开辟了新篇章。今天，国家正在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中国制造2025》，需要更多有识之士，高举爱国、民主、科学旗帜，秉承先生遗志，奋力前行。

作者：曲兴

职务：九三学社威海市委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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