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员会机关的文化墙上，有一句引自启功先生的话：“民主党派本以政治提高为主旨，而九三当四化需材之时，更有学术开济之重任。”

这句话体现了启功先生对九三学社的深刻理解和认识——九三学社作为民主党派，主旨是“政治提高”，也要兼顾“学术开济”。那么，这句话是何时何地所说，背后有什么故事？

这要从一封信说起。

 相邀入社——一封启功先生的手札

启功（1912年—2005年），中国著名学者、书法家、教育家、文物鉴定家，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启功精研古典文学、文献学、书画鉴定，著有《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等。执教北京师范大学，以幽默生动的授课风格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精神影响无数学子。

20世纪80年代初期，百业待兴，重新奋起，改革开放的澎湃大潮激动人心。广大知识分子深受鼓舞、精神面貌焕然一新。1982年，邓小平提出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方针。

在这一背景下，1983年，启功先生写了一封亲笔信，邀请一位挚友加入九三学社。这封信以毛笔写成，极为清秀。除了有很高的书法价值，也是研究九三学社社史的重要资料。

2024年，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副主委、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教授叶培贵发现了这封信，并进行释文。全文共380字，内容如下：

“湛之先生：违教又多日，敬想兴居增胜！伏以拨乱反正以来，百废待兴。昔惭成堆瓦砾，今忝盈席丛珍，素餐自愧，无不愿效微劳者。念先生学林望重，著述宏多，夙夕宣劳，朋侪共仰，非弟一人之私言也。”

 在这封信的开头，启功盛赞这位朋友“学林望重，著述宏多”，表达了“违教多日”的想念和敬仰。

写信时，启功已有31年社龄，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字句之中，可以感受到启功对九三学社“因理解而热爱”的真挚情感。

“九三学社者，革命知识分子团体之一，每于佳时胜日，促膝谈心，以有共同语言，倍感披襟之乐。况复虚心集益，更收切磋之效。民主党派本以政治提高为主旨，而九三当四化需材之时，更有学术开济之重任。是以伫盼高踪，久深殷望！倘荷惠然贲临，使白莲之社，不独以渊明增重，宁非今之佳话乎？又携手并进，期效革命之梯航；马列更高之队伍，门阈宏开，九三无阻于竿头之步也。”

启功认为，作为民主党派，九三学社“以政治提高为主旨”，同时，在四化建设之时，更兼具“学术开济之重任”。因此，“久深殷望”，伫盼老友加入。

启功还引用了陶渊明与庐山莲社相交的故事。苏轼曾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隐之为高”。“使白莲之社，不独以渊明增重”，既是对这位“湛之先生”品行高洁的赞誉，也体现了启功对九三学社的深厚情感。

“社中同志，年长者居多，会议频繁，必于健康有所影响，是以精简集会，亦一特点。故于治学、从公，并无妨碍，实际问题，亦须先为奉告者。今年酷热，贱疾复作，终宵失眠，尽日疲惫，不克趋候面陈，谨先肃笺布臆。诸维鉴察，即颂撰安！弟启功敬上，八月一日。”

 信的结尾，启功再次为不能面陈表达歉意，思念之情跃然纸上。

2025年是九三学社创建80周年。重读这封写于1983年的信件，经过几十年时光的淬炼，启功对九三学社的深刻认识、理解，依然让人深为触动。

傅璇琮其人——一株“骆驼草”

信中提到的“湛之”，是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编的傅璇琮先生笔名。

傅璇琮是谁？何以让启功如此器重，相邀加入九三学社？

傅璇琮（1933年—2016年），是中国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文献学家，尤其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具有深远影响，被公认为20世纪后半叶唐代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傅璇琮身材不高，典型的南方人，清癯中蕴含着神采。外表温和的傅璇琮，骨子里有一股倔强。他多次以“骆驼草”自喻，这一意象贯穿了其人生与学术生涯。

傅璇琮于1951年进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由于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1952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学习，1955年毕业后留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担任古典文学教师。1958年，由北京大学调到商务印书馆，后又调至中华书局。至2003年退休，从事出版工作45年。

但从事出版行业，并不是傅璇琮的主动选择。1958年，26岁的青年傅璇琮参加了乐黛云的青年文学团体并创办“同人刊物”，被定为“右派”，调至商务印书馆。戴上了“右派”帽子，政治上再没有任何前途，傅璇琮难免情绪失落。

时任商务印书馆古籍编辑室主任吴泽炎，让傅璇琮根据云龙旧编重新编辑清代学者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开始，傅璇琮借古籍的阅读整理排遣忧愁，渐渐地沉迷其中，忘却了自己的“罪人”身份。

编辑工作，确实有所谓“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味道。但傅璇琮立下一个志愿：“我要当一个好编辑，当一个有研究水平的专业编辑。我们要为编辑争气，树立信心：出版社是能出人才的，编辑是能成为专家学者的”。一是不做重复的事，摸索一些新路；二是不做虚浮的事，尽可能务实。这是傅璇琮的自我定位和要求。

曾经有人请教傅璇琮如何做学问，大家都以为先生肯定会滔滔不绝讲很多方法、方式什么的，谁知他只慢慢地说了一句：“做学问就是把中华书局五百字的大稿纸一撕两半，遇到有用的材料就抄下来。”当大家还在等着下文的时候，傅先生补充道：“就这些了。”

傅璇琮在做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正是以这种“竭泽而渔”的方式来占有文献资料。虽是编辑出身，做的却是“采铜于山”的原创性工作。

采铜于山，千辛万苦唯自知。在这种“舍易就难”实证做学问的功夫下，傅璇琮的著作有口皆碑。他先后出版《唐代诗人丛考》《李德裕年谱》《唐代科举与文学》和《唐才子传校笺》，不管是事迹考辨也好，谱录编写也好，某一领域的研究也好，都是认识一个时期文学总的风貌，对这风貌作出解释与评价。这不仅要有广阔博通的知识面，更需要有一种整体审视历史的能力。

以250万字的巨著《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为例，傅璇琮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把唐五代数百位作家的行踪搞清楚，然后将一个个作家的个人年谱、交游情况、作品系年加以综合排列。在此基础上，借用传统的编年体史书的范式，把唐朝的文化政策，作家的活动，重要作品的产生，作家间的交往，文学上重要问题的争论等等，择取有代表性的资料，一年一年地编排。

这部书类似文学史料的“长编”，基本上是述而不作，没有大段的叙述评析文字，只是如实地排列那些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人物活动与创作的原始史料，严谨地辨析这些史料的可信度与价值所在。可谓是文学史上“立体交叉”的生动图景。

在书中，傅璇琮生动流利地写出唐文人的众生相。例如举子拜谒公卿与投献行卷、三试过后紧张看榜、中榜后欣喜若狂、参谒宰相、曲江赴宴、题名慈恩、杏园探花以及落第者垂头丧气、借酒消愁、“打既耗”等情状，还有科举中请托贿赂、结党舞弊、恃势怙霸、滥打秋风等种种场面。

傅璇琮认为，理解了这些历史细节，才可以更好地理解“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狂喜，“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的急切，从而更为细致而恰切地感受唐代文学中微妙鲜活的情感表现，更加立体地了解时代环境与文人心态之关系。

钱锺书先生曾称赞说：“璇琮先生精思劬学，能发千古之覆。”傅璇琮说：“我们应当把眼光放远一点。学术上的一些基本工作，是不应该受什么‘热’的影响的，比起轰轰烈烈的什么‘热’来，它确是比较冷。我们应当提倡这样一种学术品格，那就是舍易就难，舍热就冷。”而他自己的研究，正是走着这样的路。

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中，傅璇琮谈到自己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在敦煌调研的经历：

“车过河西走廊，在晨曦中远望嘉峪关的雄姿，一种深沉、博大的历史感使我陷于沉思之中，我似乎朦胧地感觉到，我们伟大民族的根应该就在这片土地上。在通往敦煌的路上，四周是一片沙碛，灼热的阳光直射于沙石上，使人眼睛也睁不开来。但就在一大片沙砾中间，竟生长着一株株直径仅有几厘米的小草，虽然矮小，却顽强地生长着，经历了大风、酷热、严寒以及沙漠上可怕的干旱。这也许就是生命的奇迹，同时也象征着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道路吧。”

文中提到的“矮小却顽强生长”的小草，正是骆驼草。如傅璇琮在《驼草集》中所述：“经历大风、酷热、严寒，将根越扎越深”。

不起眼的骆驼草，默默滋养荒漠。傅璇琮的学术风格注重扎实的文献考据，倡导“读冷僻书”以避浮躁，强调“基础工程是学术研究的根本”。这正是骆驼草的精神写照。

傅璇琮总是尽可能“作立体交叉的研究，让研究的对象活起来。”而这种精神，也仿佛使我们，认识了一位鲜活的傅璇琮先生。

“学”人之交——启功与傅璇琮的交往

1983年，启功写这封信时，两位先生已有十余年的交往。

二十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指示，请中华书局重新整理点校“二十四史”与《清史稿》。中华书局邀请包括启功在内许多学者前来参与工作。有些学者就住在中华书局办公室，如武汉大学唐长孺、山东大学王仲荦先生等。

当时，启功应邀点校《清史稿》，虽未居住，但仍每天来，中午就与大家一起拿着饭碗，到食堂排队。

“这样著名的学问大家也与普通工作同志一样，经常上下楼倒开水，来回领饭菜，现在真很难想象。”这是傅璇琮对启功最初的印象。

自此，两位先生常常在一起交谈、聊天，甚为融洽。

待启功返北京师范大学执教，陆续在中华书局出了几部书。1981年出版的《启功丛稿》，即由傅璇琮为责任编辑。巧合的是，这也是傅璇琮作为责任编辑，编发的最后一部书稿。

傅璇琮这样回忆编辑《启功丛稿》的经历：

“那时我虽已担任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还能抽出时间发一些书稿。这部将近二十八万字的著作，五月份发，同年十二月印出，加上送启功先生校阅一次，我校读两遍，整个排校、印装过程是相当紧凑的，按现在的速度算是够快的了。”

在《启功丛稿》出版十年后，傅璇琮重读此书，写道：“正如白居易所说，年岁渐长，阅事渐多，近日重读这部著作，产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感，享受到一种在学识追求上得到极大满足的愉悦。”

傅璇琮认为，“无论是作长篇专论，还是短篇题跋，他都能把复杂的学术问题，以朴素简括的文字，说得明明白白，行文如行云流水，而又间以风趣幽默，使人在得到学术进益的同时，又享受到读书的乐趣。这是启功先生人品与文品的统一。这样的学风，正是启功先生光风霁月般的人品的映照，更值得我们深入的研求。”

1999年，《启功丛稿》重新扩编三大册，仍在中华书局出版。启功在“前言”中特为提及：“八十年代初，中华书局老友傅璇琮先生嘱自裒零篇旧稿成册……傅先生督为从速印刷，出版部门术语曰‘拔号’者，不日印成”。

除了编辑出版中的交流，启功指导硕士生、博士生的毕业论文，也经常邀请傅璇琮去参加答辩。

这便是两位“学”人的君子之交。两人书信往来，以学术立心，既在《全宋诗》的校注中切磋琢磨，也在文化复兴的使命中同声共气。他们的情谊，超越了个人志趣的契合，更凝聚成一代知识分子“以科学精神立言”的集体缩影。

回到1983年。在收到这封入社邀请函后，傅璇琮是什么反应？

“九三学社虽也是‘革命知识分子团体之一’，但学术专业性很强。启先生当仍把我视为一介书生，故特要引我介入。”而陶渊明与庐山莲社相交的典故，在傅璇琮看来，是因为启功先生“把我作为一个文人相待的”。

心神相交，傅璇琮立刻读懂了启功的知音之情。

“我当然不能辜负启先生殷望。”于是，由启功介绍，傅璇琮于1983年正式加入九三学社。此后，傅璇琮连续任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在参政报国这片热土上，继续做一棵扎根群众、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竭尽所能的“骆驼草”。

这封信也一直由傅璇琮所珍藏。每每重读，“启先生对我的扶掖、奖励，以及他对九三学社的重视、支持，都让我深受教益。”

八十载风雨兼程，九三学社“爱国、民主、科学”的初心未改。

斯人已逝，当我们再次重读这封信札，眼前再次浮现启功、傅璇琮相识相交的故事；耳畔再次听见两代“学”人的精神对话；心中再次涌起参政报国、履职为民的情怀。一代代九三人知道，伴随我们成长的，从不是独行的孤灯，而是照亮民族复兴前路的星火长明。（程恳，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参政议政部副部长）

后记：

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副主委、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书法家协会主席、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教授叶培贵：

启先生和傅先生都是学富五车的大家，传统文化素养深厚，所以启先生的信，完整地采用了古典信札的语言以及书写格式。书写格式所反映的传统礼仪尤其值得关注，特拈出之。其一，凡是谈及傅先生处，都采用另起一行的方式。如“违教多日”是说“很多天没有听到傅先生的教诲”（这当然是谦虚的说法），这里的“教”，是傅先生的“教”，所以另起一行；又如“伫盼高踪”，这“高踪”也是傅先生的，也另起一行。其二，两处自称“弟”和一处提及“贱疾”，特意用了小一号的字来书写，也是贬抑自己尊重对方的常用书写礼仪。

古人说：“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今天的我们，看到这样的书写礼仪，一定会为老一辈学人的敦厚谦恭而感动的吧？傅先生作为收信人，心中也一定是深感温暖的。九三人的文化厚度和温度，静静地流淌在纸笔间，脉脉地为我们这些晚辈，树立了高标。

参考书目：

[1]傅璇琮.《驼草集——傅璇琮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

[2]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

[3]中华书局编辑部.《傅璇琮先生纪念集》[M].北京：中华书局